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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
   
   2012年11月05日20:36
   人民网
   

   本文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 著,华文出版社出版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晚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1页)。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21点至22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
   
   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未必可信。例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日记中,称“事变”发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62页)。“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组时曾说: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
   
   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着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了。
   
   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可见,张学良和荣臻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张学良全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老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印行,第13-15页)。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张学良文集》,第556页。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遭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杂忆随感漫录》,〔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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