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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无法无天的时代

文革,无法无天的时代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80,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很遥远的事,就像对60,70年代的人讲抗日战争,那也是久远的事。按美国,俄罗斯等国的惯例,在事件发生30年后,所有的文档就必须向公众开放。中国没有这样的惯例,文革早已过30年,但文档还没有向公众开放,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和所谓的党史学家,一点一滴地泄露点文革历史,但到目前为止,到底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作为当时总理的周恩来在文革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危害作用?还有林彪究竟怎么死的?现在还都是个谜。如果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还是个谜,现在的人们怎么能去评价文革的好坏,给文革定位?
   
    大事件的评价常常是由历史学家去做,对旧时代的歌功颂德则是那些遗老遗少的专利。但奇怪的是,目前有些没有经历过文革,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年轻人,却忽然热衷于对文革唱赞美歌,说文革时人人平等,没有贪官;说文革时天下太平,路不拾遗;说文革时人民过着好日子,说……。那些对文革大加吹捧者,实际上对文革的那种表面的平等实际上没有尊严和人格的生活,那种在恐怖专政下的战战兢兢的讨日子一无所知,他们是看到了现在贫富悬殊巨大,看到了贪官泛滥,看到了衙门的冷漠无情,看到了红二代富二代的醉生梦死,看到了……,并因此去怀念一个刚刚过去不久的残酷的时代。

   
    文革的年代是以1966年算起,到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结束。我刚好在开始懂事时经历了文革,读小学一年级时是1967年,正是开始武斗的那一年,我记得开学不久就因武斗停学了,再到学校时,却发现学校已成为武斗时占据城市 的红卫兵组织“促联”的追悼场所,教室里到处都是花圈。当我和几个小同学看到那些散落四处凋零的花圈时,吓得往外跑,那个场景,我一辈子记住。文革结束的1976年10月,我也正准备结束我的高中学业。不过,那是一个比较轻松欢乐的时刻,一是仗着丈夫毛泽东之势,骄横无理的江青及她的同谋被一场巧妙的宫廷政变给抓起来,人们刚刚结束了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七八年要来一次”的斗来斗去的生活;另一方面,我要从中学毕业了,那时没有高考,高中毕业就意味着永远结束学校生活,用不着高考,也就没有那种整天埋头读书昏头昏脑的紧张。对我来说,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下乡当农民或无业留在城市。那个时代,当农民也是一种职业,尽管农民羡慕城市生活,但城市里的学生却得到农村去谋生,像现在的农民到城市谋生一样。现在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叫“农民工”,而当时我们的下乡谋生,叫“插队知青”。从农村到城市,从贫困之地往发达之处走,单从这一点讲,就能看出现在是比文革进步,如果让那些在网上大喊大叫说文革好的人再从城里流落到农村,去赚一个工分2分钱,一天累死累活最多只赚10个工分2毛钱,一个月只能凭票吃二斤猪肉的日子,我想他们是断不会在高唱“文革美好”之歌。
   
    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敢去碰党史,除非我有编造党史的能力。我能写的只是小市民生活,确切讲,是我小时经历文革时的生活,虽然琐碎杂乱,但却真实。我想要说的是,文革时期并不是人人平等时期,文革,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不平等时期,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那些资本家,那些知识分子“臭老九”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没有人格,甚至连生存权利也没有。
   
    我记得我就读的是厦门民立小学,我们班上有一个国民党时期银行主管的儿子。这位戴眼镜文质彬彬的银行主管,解放后成了坏分子,他的儿子在我们班上,因是坏分子的儿子,也就成了小坏分子,连加入红小兵的资格都没有,而且成了被红小兵看管的人。我作为红小兵的任务之一,就是每周有一天要押着这个小坏分子清理我们教学楼的水沟。清理水沟成了这个小坏分子劳动改造的一部分,如果清理不干净,有时还要遭到那些强势积极向上的红小兵的谩骂暴打。我是属于那种从不争上游,也不愿甘拜下风的学生。学习从没第一,但作文却常常被作为范文;政治上不会积极表现,但也不同那些小坏分子混在一起。所以在看管这位小坏分子时,常常比较随便,对于有没有清洗干净教学楼水沟不大用心,故此,也能获得这位小坏分子的好感。有一天,他竟邀我到他家,我处于好奇,便也答应,虽然监督他劳动时,他是个坏分子,但在平时,大家也还是说话打招呼的。
   
    第一次看见过那么漂亮的女性,就是到他家里见到他的姐姐,一个大我们五、六岁的少女。我记得我们当时是三年级,那么算起来,他姐姐应该是高中生,但好像已缀学谋生,到底什么职业,我不知道,后来听到同学耳语,说是“破鞋”,那时“破鞋”的意思,就是乱搞男女关系,现在“一夜情”就像喝杯咖啡一样容易,可是文革时,你只要牵一下女孩子的手,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如果有拥抱接物,女的一定成了“破鞋”,当然,这是指在公众场合或是在密处却被他人撞见。这位小坏分子的姐姐长得实在美,身材高挑,丹凤眼,皮肤洁白,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张樱桃嘴,她见她弟弟领着我到她家,只微微对我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但我却惊呆了。我是那种从小爱好文学,也爱好幻想,成熟得早的男生,对于女性有着一种特别的感觉,尤其是对漂亮的女性,更有着一种美好的幻想。小坏分子姐姐的那种美,使我到现在还能回忆得起来,那才是真真的美。银行主管原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宽敞的房子,但却被赶出来住在楼下的楼梯间,由于楼梯间太小,他们又在过道上加了一间,一家5口就挤在那里。二楼上原来属于自己的房间,却被那些以前银行的清洁工,看门人等无产阶级所瓜分居住了。在当时多数人住房面积不足二米的时代,谁也不会太在意有谁住得更舒服。当时我家庭身份是“革命干部”,一家五口也不过住的是现在的一房一厅的面积,所以,便也没感到他家的拥挤。这位小坏分子带我到他家里,实际上是为向我示好,他从他的床底下,抽出一个小箱子,悄悄递给我二本小人书说,“借你看,不要说是我的。”我不能确确记得是什么样的小人书,好像是古装的。那是个文化极为贫乏的时代,有本小人书都极为珍贵,何况是古书。当然,对古书的记忆远没有对他姐姐的记忆深。他姐姐后来生活好像很惨,嫁给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青年人,虽然身红根正,但家庭贫困,这位姐姐后来出轨,被作为“破鞋”劳教去了。听说小坏分子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时代混的不错,但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看来也是个命薄之人。
   
    我家住思明西路,靠近旧政协的一栋房子的三楼,在同一条街上就是厦门有名建筑“民主大厦”,我家旁边一栋楼房,有着三层楼高,刚好是巷口,住着个资本家,一家皮革行的老板。这位老板身材壮实,印象中多是低着头,默默进出,他的太太长得瘦小,一副劬劳的样子,驼着背,总是小心地开门关门,惊恐慌张。他们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大儿子是个残疾人,二儿子长得好看,用现在的话说,长得酷,常常不在家,后来才知道,早早就下乡谋生,虽然不是红卫兵,但却是“老知青”,算来还是我们从城里到乡下打工的前辈。一个女儿,早已嫁人,很少回家。所以这个家庭的窗帘遮盖的严严实实的,平常也听不到什么声响,对于左邻右舍,这家人似乎不存在。我当时有点纳闷,为什么这个皮革行资本家的房子没有被充公分给更多的人居住。后来才知道这家人有海外关系,虽定为资本家,但房子是属于华侨所有,故此得以保留。即便在那个对资本家、地、富、反、坏、右一派喊杀,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革命,还是有内外之分的。对内,那些曾经有钱的是资本家,是坏分子;对外,生活在香港、东南亚的华侨则是团结对象,则是希望他们不断寄钱回来的爱国者。这家具有海外爱国家属,自己又是资本家遭到专政的邻居,一直是静悄悄地,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听到窗外一声巨响,探出头,看到一个人躺在巷口,血从脑部流出,一动不动。对街卖水果的“阿瓜”大婆正在高喊“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旁边的路人无动于衷,只是冷冷地看着,突然从资本家的门里哭喊着冲出一个女人,那个资本家的老婆,冲到躺在巷口的男人身边,大哭起来。我才知道,她的大儿子跳楼自杀。对于如此悲情恐怖的场面,我不敢多看,缩回头,就再也没打开窗子。我们这栋楼的人,没有人出去帮着做什么,因为那是个身份有问题的家庭,谁也不愿出面帮助。这个对他人遭受灾难的冷漠无动于衷,从文革就开始了,并不是改革开放才有的现象。那时我们是不能轻易帮助他人的,万一被帮助的是个地、富、反、坏、右,那么可能自己就要倒霉,就要被说成没有阶级观念,同情坏人。你帮助了一个受伤的“坏分子”,可能别人让你倒霉一辈子,那是文革;你帮助了一个跌倒的老人,可能那个老人让你倒霉一辈子,那是改革开放的现在。怎样收尸,怎样结束那场悲剧,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那种事,在那个年代很经常,很普遍。我们同一栋楼,但走不同楼梯,住的是厦门名校的校长,文革期间被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抓去游街,头戴高帽,身挂一个沉重的大木牌子。要么是低着头站在路口,要么是由红卫兵押着打扫大街,脸上常常挂着伤痕。我同他的儿子很熟,他也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二个儿子学习都很好,大我几届,但由于父亲被打倒,大儿子和女儿早早下乡,同资本家的二儿子一样,到农村谋生去了。小儿在还在读书,但明显被歧视,这位校长的老婆,是个孤傲冷漠的女人,我很少看到她笑,即便在她丈夫,这位名校校长还没被打到之前,我也没见过她笑过。当她丈夫被打倒时,她就显得更为沉重忧郁,有时还看到她同她丈夫一起在红卫兵监视下,低着头站在街口,一张典型的苦瓜脸。这就是文革,那位经商致富的皮革老板,解放后一直到文革,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被人歧视,大儿子终于在无法活下去的压力下,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位曾是厦门地下党积极分子,革命多年,解放后成了名校校长,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却也在一夜间同那个被他推翻的资本家一样,失去做人的资格,任人宰割,被人歧视,成了贱民。那是一个谁也无法保护自己的时代,任何人以革命组织的名义,都可以闯到你家里来抄你的家,来把你的家倒腾得地覆天翻,甚至说将你带走就带着,连个逮捕证都不要,一下就将你扔到牛棚关起来。我不相信现在还有谁会怀念这样的生活,当然,除了那些想做暴徒的人。文革时的红卫兵就是一群像希特勒党卫军一样的暴徒,无法无天,他们的无法无天的权利来自于原本就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如果有人还在怀念这样的暴徒时代,还想让人民再回到这样的暴徒专政下,那么,我可以说,这种人一定是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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