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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毛11】朱忠康余杰:毛是最大卖国贼

乇与日本战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朱忠康
   
   乇殬蝀为日本战犯建成了供其享受的天堂
   1950年7月18日,在中国东北边陲小城绥芬河市迎来了一列从苏联驶来的列车,这趟列车是装牲口用的闷罐车,但是从车上走下来的却是穿着日本军装的日本战犯,有969名,他们将移交给当局处理。这些日本战犯是被苏联红军抓获的70万日本关东军中的军官和军士,是对中国人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直接指挥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因此他们是一伙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刽子手。

   在移交给当局的日本战犯中,有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建立“无人区”的日军师团长;有傀儡皇帝溥仪都得听其指挥和命令的伪满洲国太上皇——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有杀害赵一曼烈士的伪满警务指导官;有杀害抗日将军赵尚志的伪满警察署长;有剿杀杨靖宇将军的奉天省警务厅长;有杀害一万名中国平民的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长和华南日本派遣宪兵队长;有南京大屠杀中屠杀两万名中国人的日军旅团长;有魔鬼部队731细菌部队支队长……
   所以,当这近千名战犯从苏联代表的手中移交给代表时,苏联政府的代表特地告诉中方:“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家伙!根本无法改造,只有杀掉!”
   但是和苏联代表意见相反的是,这969名日本战犯,从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天起,他们就过上了优哉悠哉的贵宾式生活。很快他们坐上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宽敞明亮的旅客列车,在途经哈尔滨、长春、沈阳各个大站时,当地政府马上送来了热水热饭,哈尔滨所有食品商店的面包香肠都被抢购一空,都送到列车上供日本战犯吃了。
   为了能让日本战犯住得好,特地把日本时期的监狱装修一新。“日本战犯管理所”的前身就是日本人关押和杀害中国同胞的一座监狱,称为“抚顺典狱”。这是一座杀人魔窟,监狱四周是6米多高、半米多厚的青砖大墙,大墙上拉上了一米多高的高压电网,四周建有岗楼和了望塔。一进入这里,就像进入了十八层地狱,再也别想活着出来了。这里三分之一的建筑物都是用来进行刑讯的场所,仅刑具库就占了一百多平方米,40多斤重的脚镣、手铐、皮鞭、电椅、老虎凳等刑具,样样俱全。刑讯室、绞刑室、试验室、镇静间,一个接着一个。室内阴暗潮湿,阴森恐怖。多少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在这里遭到酷刑折磨,每天能听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惨叫声。
   在969名战犯中就有一个当年是这所监狱的典狱长。
   不过如今的这座监狱已经是今非昔比,五年前这里曾是一座杀人魔窟的话,那么五年后这座监狱已经变成了改造日本战犯的宫殿了。
   为了把这座杀人魔窟打造成战犯的宫殿,乇殬蝀和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增加监舍窗户的高度,光线充足,显得格外明亮。室内还有暖气,即使在零下四十度的冬天,这里仍温暖如春。新建了锅炉房、面包房、理发室、浴池等,理发室为战犯们每月理一次发,每半月刮一次脸;澡堂每星期为战犯洗一次热水澡。医务室更配备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超过当时中级医院水平,不但设有三十张病床,还有心电图检查机,小型X光透视机、化验室等,并能为战犯提供当时在国内都买不到的紧缺药品——青霉素。那些因强奸中国女人,逛窑嫖娼而得了梅毒的战犯,就是通过使用青霉素而治好了病。中国医生不但为战犯治病,而且还给他们镶牙,给断手断肢的战犯装上假肢,给眼睛有毛病的配上眼镜。为了保证战犯们健康快乐地生活,还建了运动场和供演出节目的舞台……
   而专门为战犯服务的人员仅医务人员就有24人,大都具有医学院本科学历,炊事员有30人。这些人大多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受害者,几乎都有一本与日本鬼子刻骨仇恨的血泪账,可谓是不共戴天。乇殬蝀和手段之毒辣就在于要让这些直接受害者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再度受气。一再教育他们说要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把他们当人对待。于是这些处于奄奄一息的战犯们都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活得满面红光,活得健康长寿。
   
   提供给日本战犯超一流的伙食标准
   初来乍到时日本战犯曾大闹管理所,把高粱米饭倒掉要求吃大米饭,经过总理批准,不但给他们都吃上了大米饭,而且还分出大灶、中灶、小灶的级别来。官当得越大,杀中国人越多就吃得最好。将官级吃小灶;校官级吃中灶;校官以下吃大灶,这大灶也相当于当时东北中等家庭的标准。
   为了让这些战犯们吃饱,吃好,吃熟、吃热,吃得卫生,食堂里增添了切面机、绞肉机、面包炉、烘烤箱、电冰箱等。六十年前这些都是高级宾馆高级点心店里才拥有的设备,如今都在为日本战犯服务。管理所除建立了一支阵容不小的30人炊事员队伍外,还特地从沈阳、哈尔滨请来了厨师和面包点心师。
   为了让战犯吃到新鲜蔬菜,管理所开辟了40亩菜园,种了各种蔬菜。还建有暖棚,即使寒冬腊月季节,也能提供新鲜的蔬菜。此外还建有可储存几万斤蔬菜的菜窖,保证吃到下一年新菜上市还有富裕。院外还设有养猪场、养鸡场、奶牛场,战犯管理所就像是自给自足的人间乐园。
   战犯们每天吃的仅副食食谱就有40多种,做到每周菜谱不重样。炊事员们还都学会了做日本特色的饭菜,如“甜不辣”、“米绍汤”、“苏泊汤”、“炸肉串”、“八宝饭”、“达子饭”、“紫菜饭卷”。每年春节,战犯们自己动手包饺子、打米糕,增加节日气氛。到了元宵节就给他们吃元宵,到了端午节给他们包粽子,到了中秋节,给他们发月饼。中国人过什么节,日本战犯都一个不拉也照样过。那瓜子、花生、糖果、点心、水果则是应有尽有,堆了一大堆。
   对于病号和年老体弱者,每天要给他们供应五、六餐饭菜,按时供应牛奶、糕点。奶粉是特地从英国进口的,糕点是从哈尔滨俄人开的秋林商店买来的。(抚顺战犯曾一度转移到哈尔滨关押过)
   当战犯们正在吃着大米饭和大鱼大肉时,而管理这些战犯的管理员、看守员、医务人员和炊事员们,他们吃的却是高粮米、窝窝头!那是吃下后拉出来都是红色干屎,能把肛门给撑破了的粗粮,他们每星期只能吃一次大米饭。即使在中国农民活活被饿杀4000万人的“三年人为灾难时期”,这些日本战犯的伙食供应标准始终不变,粮食品种不少,定量不减,副食调剂仍如前多样化。
   除了保证战犯们吃饱吃好外,还得要吃有营养。医务人员制订了一日三餐营养食谱。
   
   抢救日本战犯的“动人”事迹
   在吃好吃饱吃得有营养之后,就要让战犯们活动活动身体了。1955年3月,各监门锁都打了开来,战犯们可以你来我往互相串门了。不管是伪满战犯还是日本战犯,不管曾当过官的战犯还是下级战犯,都可以探亲访友,称兄道弟,相互间任意交往,没有拘束。他们可以下棋玩耍,可以漫步谈心。战犯们还成立了乐队,舞蹈队、话剧队,经常进行排练和演出。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举行了29次文娱会演,开了24次大大小小的运动会。那些关了五年以上的战犯还可以与家属聚居。日本太太可以远渡重洋,前来探监,可以住下来共同生活。子女们可以与战犯爸爸同唱共舞,一同演出节目。一个日本战犯竟要他的女儿计算一下,她爸爸在中国杀了多少人。
   下面的这个抢救战犯的故事更为“动人”。在春寒料峭冷风刺骨的一个早晨,一名日本战犯厌世想不开,跳进了大粪池里想自杀,他想这一次一定能自杀成功,谁能跳进臭气薰天的大粪池里来救他。就在他往下沉的时候,突然一名看守员,毫不犹豫地跳进了这两米深的粪池里,把这个战犯打捞了上来。接着不顾全身的粪便和刺鼻的臭味,嘴对嘴地进行了人工呼吸,把那个战犯救活了。
   还有一个曾是伪满洲国太上皇的战犯,在苏军移交给中方时是从担架上抬下来的,此时已经病入膏肓垂死之际,经过中方医务人员抢救保住了命。1952年,他突发脑血栓昏迷过去从床上跌落,变成了瘫痪在床嘴歪眼斜不能动弹的植物人。于是,管理所为他单独建立了一所病房,派了一个年轻护士焦桂珍专门对他进行服侍。一日三餐为他喂水、喂药、喂汤、喂饭;为他擦身、按摩、理发、刮胡子、剪指甲。当这名战犯呕吐喷得焦桂珍一脸一身时,焦桂珍默默地把一切都擦洗干净,然后又继续给他喂饭。他长期小便失禁,焦桂珍也不嫌弃,还经常给他做床上浴,用酒精和滑石粉擦拭他的全身。每天还要抱着他翻几次身。
   这个长期卧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战犯,躺了四年,竟没得褥疮,养得满面红光;而焦桂珍却一天天地瘦了下去。每天在忙完战犯之后,才赶到幼儿园里去接自己的孩子,这是最后一个去接孩子的家长。
   焦桂珍连续为这个杀人魔王悉心服侍了四年。当他假释回国时,焦桂珍亲自把他送到天津港码头,直到他的担架被他的妻子接走上船为止。他把焦桂珍介绍给妻子:“这位小姐端屎端尿侍候我四年,没有她,你我今天就不可能相见了。”妻子听了他叙述的“动人”事迹后。抱住焦桂珍放声大哭起来。
   
   日本战犯们可以周游各地参观访问
   为了让这些日本战犯经风雨见世面,总理作出决定,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于是他们分作三批奔赴全国各地,既到东北,又到内地;既到城市,又到农村;既参观新建的工矿企业,又参观改建扩建工程;既参观科教部门,又参观名胜古迹。从北国一直到长江沿岸,游览和参观了抚顺、鞍山、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11个大中城市,99个单位,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外出参观期间,他们都穿上了新发的衣服。他们坐专车,住旅馆,到处有人接待,顿顿四菜一汤。陪同人员都不带枪,在外人的眼里这是一支大型旅游观光团,而不是什么日本战犯参观团。
   在纪念馆里挂着一张战犯参观路线图,沿着这条线,就像当年日寇踏着铁蹄打开中国道道大门时的情景。
   每年国庆节,这些战犯还应邀参加抚顺市的国庆典礼和群众游行。乇殬蝀和不惜化费中国人血汗钱来讨得杀人魔王的欢心。
   
   日本战犯像凯旋归来的英雄受到干部隆重接待
   1954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了一支900人的庞大调查组,审理在押的日本战犯,搜集到了数万份材料证明这些战犯曾在中国犯下了反人类罪的滔天大罪,按照国际法量刑,起码有超过百人可以判处死刑。为此管理所向上级提出了对罪大恶极的70余名战犯处以死刑的名单,并向总理作了汇报。1956年1月,却传来了周恩来相反的指示,要对日本战犯“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罪行确凿的才能起诉,对一般罪行的不起诉。”法律工作们都想不通,提出不少意见。领导又二度进京汇报,但中央仍坚持对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退了一步,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赔款,但又一次遭到拒绝,中国政府作出了取消日本政府战争赔偿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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