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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毛3】以老毛为首的叛徒团伙(重排)

毛澤東两次被捕出賣同志,“四人幫”中三個是“叛徒”
   以下三篇文章值得所有關心中共的人們一讀。
   
    凡是在中共“紅旗”下培養出来的人,都知道中共一貫宣傳的做人原則;在敵人面前必須甯死不屈,決不可以屈膝投降,從狗洞裏鑽出来。
   

    在這一原則下,在朝鲜战爭中被俘的中共战俘,回國以後遭受到殘酷的待遇。有位在大陆被關押二十多年的右派份子,于1983年刑滿釋放。之後辗轉到了台灣。 他到台灣後以“立山”筆名在《聯合報》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回憶他在大陆監獄和勞改營裏的一些情況。其中有一篇敘述了他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門外新 生路十五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待決犯看守所裏所見到的情形:
   
      “靠南当时關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愿軍,他們是被聯合國軍俘虏後,在板門店換俘时本来想去台灣,經中共政工人员曉以既往不咎的“大義”,發生動搖, 改變初衷回来的。但一過鸭綠江就關起来,凡是手臂上纹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党团员分成一堆,幹部按排連營团分別集中,然後分開關押在撫顺、北京 二地交代问題。”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發現廣場停滿了蘇式嘎斯大卡車,車上站滿了武装士兵,被五花大綁的志愿軍被拉上卡車插上罪幡,拴緊脖子,車子悄悄開出廣場。 有人數了一下共二百辆囚車,二十辆載武装士兵的卡車,廣場四周布滿崗哨,有人说三個月前也處決過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號时關有二千多人,全部處決後我曾 見有人替他們收拾留下来的政治學习资料和衣物。”
   
    但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在中共最高層,通行的却是另外一個原則:屈膝求放。
   
    以前衆所周知,劉少奇、周恩来曾經在“文革”中被“四人幫”指控有“投敵自首”的“曆史问題”,前些年開始,“四人幫”又被證明有“叛徒”曆史问題,(見下面的第三篇文章),而近来,毛澤東两次被捕、出賣同志的曆史真相,又開始大白于天下。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下面第一篇文章對毛澤東的第一次被捕,進行了詳细而慎密的考證,在世界上第一次做出結論:毛澤東在其第一次被捕中曾經出賣的同志,危害了当时的中共“革命”。
   
    第二篇文章揭密的毛澤東的第二次被捕,雖然令人跌破眼镜,但目前仍舊處于半保密状態,有關人员雖然抖露出星毛鱗角,但詳情仍舊處于保密状態。這種情況可以 理解,因爲散布毛澤東出賣革命的知情人,如果身在中共大陆,肯定會被滅口。老奸巨猾的樊崧甫在應中央軍委要求写材料回顧毛澤東被捕之事,絕對是好话说盡, 不敢揭露毛澤東的醜陋真相。
   
   
    一,
   
    毛澤東有没有被捕降敵,出賣了同党?(ZT)
   
    文章来源: http://www.180.co.nz/bbs/viewthread.php?tid=8087
   
    關于毛澤東曆史上曾經有過一次被捕的事,過去很少有人怀疑,更少人甚至不見有人提出過“異議”,其原因可能是欧美政党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脫党並不認爲 是名節大事,也可能是因爲没有资料引起人們對毛澤東被捕一事的怀疑,只能按毛澤東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況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無人敢去議論,党外和 國外人士只好承認毛“被捕”後“急智脫逃”的結論,連中華民國副總统陳誠簽署王健民著的《中國共産党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傳于世的毛澤東“被捕”又“急智逃脫”的記載,出于美國記者斯诺的《西行漫記》,現將該書有關章節的文句摘要抄录,斯诺記下毛澤東的谈话是這樣:
   
    “当我從事組織軍隊,奔走于衡陽礦工和農軍之間的时候,我被國民党屬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國民党搞的恐怖正達到頂點,許多國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 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總部去,到了那裏將要被杀害。但我從一位同志那裏借了几十塊錢,打算賄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對他們没 有特別的好處,所以他們答應釋放我。但是,負責押送我的隊長却不肯。因此,我決定逃脫,可是,直到民团總部约两百碼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脫的機會。在那一剎 那間,我掙脫了繩子,逃到田野裏去。”
   
    引文下面由毛澤東不厭其詳的谈逃脫後的驚險場面,他说:“士兵追趕我,並且强迫一些農民協助他們搜寻。他們有許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觸他們。可 是,我终于没有被發現。雖則有五、六次我曾放棄了希望,覺得我肯定會再被抓到,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索。”
   
    毛澤東脫逃後的情形,經斯诺写出是這樣:
   
    “我身上有七塊錢,于是用来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達農軍那裏时,口袋裏只剩两個銅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势力在大陆急劇膨胀,中國東北和天津战役結束的时候,長江以南各省震動,在毛澤東当年被捕的地區,一些中小學教员很自然地對中共和毛 澤東的曆史發生了濃厚的兴趣。一個金姓的小學教師讀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記》,就地調查一九二七年毛澤東被捕的情況。最初找不着什么線索,過一段时間,經朋 友介紹,得知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過文書,于是他和朋友寻訪到了這個老人。
   
    這個老文書經過久久的回憶,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誰,但記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節前,有個瘦長的男人在鎮上經過,因爲背的包袱沈重,又東张西望鬼头 鬼腦,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枝,把他抓住,原来背的是一百多塊銀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解到民团团部審问,經過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産党一個 头头,他供出好几個同党,有一個同党並且是做縣長的,在鎮上小夥鋪裏等他,也一同被捕獲。這個老文書清晰記得的大體情況,就只這些。
   
    金姓教師要老文書回憶他聽得的所有其他情況,老文書所知不多,只聽说当天民团總部把那几個被捕的人解到邊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給政府做了許多工作,招安了 一大隊暴徒。以後的事,就说不知道了。金姓教師再次請老文書增加記憶,提供線索,老文書说当年的团總已死,可去找团總的兒子问问。团總的兒子当时也老了, 又有病,對当年毛澤東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親抓的是毛澤東,但抓的具體情節不大明了,只聽说毛澤東能说會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親愛才重 義,見毛澤東爲國軍立了一些功,又是同鄉關系,幫他討情,保他回鄉教書,誰知後来他却逃到井岡山去了。
   
    当时金姓教员和老团總的兒子對毛澤東遭受挫折後仍然上井岡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軍隊渡過長江以後,老文書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間,团總的兒子被枪斃 了。後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調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资料是香港回歸後,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兒到香港在閑谈中述及的,是否 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誰也不能肯定。
   
    這位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兒说:我們長期住在香港的人,對中共曆史和毛澤東個人行爲,一般都不十分關心,許多大陆事情只是耳闻很少目見。时間長了,有些香港人 回內地或內地人到香港,或內地親鄰来信,知道內地人民受中共迫害,對照香港一些報刊記載,證实無誤,使人不能不信。內地每次政治运動的開展,香港人大都爲 內地親友提心吊膽,擔心他們的禍福吉凶,誰被枪斃,誰被逼死,香港人總爲內地親友叹息。一九五八年後,大陆“三年自然災害”(其实是人禍)期間,內地逃香 港的人數突然增加,內地親友来信要米、要油、要肉,还有用血簽名哀求速寄,這自然严重損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內地“土改”,“村村見血”——杀地主和國 民党鄉保長; “肅反”时期,廣州一天杀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杀一百人几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搖头叹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于毛澤東的爲人和 毛澤東的書,我們很少看也不關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動了香港,日益增多的從內地逃来的人,將有關毛澤東殘暴和荒唐的故事说出来,特別是彭德 怀、劉少奇、陶鑄等人的被害,使我們對毛澤東爲人的無情無義,逐漸由憎惡變成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在香港聽到關于毛澤東被捕的实況,回美國和我谈論不止一次,我們總覺得太簡略,说明不了问題,而且做調查的人和調查的對象,用 中共的政治術語来说,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没有書面文字可證,很容易被中共指爲“造謠”或“誣蔑”,我們一直把它存在記憶的资料庫裏没有写出来。有时,和 朋友谈起,許多朋友都说這资料對毛澤東的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證,我們覺得事不關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爲敵,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對毛澤東粉飾 自己被捕的醜事,而對別人“脫党”却用最高標准去要求,比“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男權主義还苛刻十倍,以無上的清規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並有功人员, 甚至以“莫須有”三字定罪,誘供逼供捏造罪證無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難以數計。道義和良心使我們經常想起“毛澤東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 京探親訪友,有时上图書館看報看書,才發現有几本記述毛澤東被捕的書籍,並不如毛澤東對斯诺谈過的那樣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證实老文書的所述“实 而不虛”,于是,我們把它做爲资料复印下来,回美國後,我們將复印资料對證我們的記憶。反复加以研究論證,現將我們复印的書籍资料簡單介紹于下:
   
    第一種资料:胡長水、李瑗《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第三九九页稱:“安源會議後,毛澤東即化名爲安源煤礦的采購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銅鼓縣城,進到浏陽和銅鼓邊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軍扣押。”
   
    按:將胡長水、李瑗記載對比毛澤東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節和人物,是出發前毛澤東化名张先生,爲安源煤礦的采購员,並且不是一個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 一起去。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誰,都略而不谈。毛澤東被捕以後的情況,只复述毛澤東對斯诺谈话的內容来敷衍,但這一资料多于毛澤東谈话的那 些事实,引起我們注意。
   
    第二種资料:楊慶旺著《毛澤東指點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页(中央文獻出版社)稱:“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軍獨立团爲旗號的隊伍也是在浏陽活動的浏陽工農義 勇隊。九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共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陪同下,離開安源前往銅鼓改編獨立团,九月十日,在浏陽张家坊遇險逃脫之後,终于抵達銅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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