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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奥运前北京一宗教释放犯的公开信

徐永海:奥运前北京一宗教释放犯的公开信
   
   
   
   

   
   
   
   
   2013-8-1徐永海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作为医生,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和《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都消失了。我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7月中,连2003年3月后的文章也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在《祷告中国》中重发被消失的文章。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80
   
   《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和《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32
   
   
   
   
   
   
   
   
   奥运前北京一宗教释放犯的公开信
   
   徐永海
   
   2008年7月28日
   
   十天后,北京就要举行奥运会了,它应当给每一个中国人都带领快乐。可是,由于某些公安人员的所作所为,奥运会在给我带来快乐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烦躁。去年,在奥运会倒记时一周年的时候,从8月1日到8月8日,公安人员将我软禁在家,不许我出家门,连我买药都不许去。今年从7月24日开始,就开始限制我自由,我外出买菜,公安人员都跟着。
   
   公安人员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因为我是一个宗教释放犯,曾因宗教原因坐过牢。但是,我又实在是想不明白,因为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对待我。我不是个球迷,我作不到像球迷那样狂热于奥运会,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反对过奥运会,而且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聚会时,还时常为奥运会祷告。
   
   近日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奥运临近北京多位民主人士遭严密看守》,其中写到:“齐志勇表示,当局威胁他如果在奥运期间不离开北京,便会将他拘捕”。“贾建英也表示,从星期四(24日)开始被限制行动自由不得外出”。在25日(星期五)晚,我听说警察要与贾建英大姐谈话,就打电话给贾建英大姐,大姐说:“没谈,警察来电话了,说还没有定了,先看着咱们,定了以后再谈。”
   
   “定了以后再谈”,定什么,是否也是“必须离开北京,否则就进看守所”。如果是这样,就太可怕了。我不可能带着妻子离开北京,这样妻子就会失去工作,以后一家人如何生活。如是这样,我就只能进看守所了。可是,上次坐牢的经验告诉我,只要进了看守所,没几年出不来。不可能无罪释放你,让你要赔偿。因此说看守所也不能进,真是愁死人。
   
   如此说来,我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在这一时刻,我不得不写了这封信,对朋友们说一些托付的话。望朋友们多多地关心我,可别哪一天,我们两口子都不能在家住了,谁还都不知道。请朋友们有事、没事时给我打个电话,看我还在不在家,我家电话是:82082198。
   
   这封信是写给所有朋友的,所以是封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里,一是先谈一谈,我坐牢的原因;二是谈一谈,我们案件是“莫须有”一案的当代版;三是谈一谈,我近来的生活、工作。
   
   一、因鞍山教案、萧山教案,我们坐牢了
   
   1、鞍山教案
   
   在2000年,中国东北辽宁鞍山,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定期在一起聚会,学习《圣经》。当地公安人员说他们是邪教,是“全范围教会”的,对他们刑讯逼供,打嘴巴、拳打脚踢、上小绳、木棍打、竹竿抽、电棍电、烤电炉等,李宝芝姊妹被劳动教养2年,孙德祥弟兄、侯荣山弟兄被劳动教养1年,一些弟兄姊妹被罚款。可是,这些弟兄姊妹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邪教,他们从没有参加过什么“全范围教会”,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全范围教会”。
   
   事情发生后,鞍山的这些主内弟兄姊妹特意托人来北京找到我们,请求我们帮助。虽然我们之间并不相识,但是肢体之痛使得我们不能不帮。当时我刚发了工资1千多元,我拿出了1千元钱作路费(没有想到,后来此事成了我被判刑的一个罪证),由刘凤钢弟兄亲自去鞍山看望了鞍山的主内肢体,并参加了李宝芝行政上诉案公开开庭的旁听。在法庭上,弟兄姊妹出示了证言、证词,述说他们是如何被刑讯逼供的,他们被打嘴巴、拳打脚踢、上小绳、木棍打、竹竿抽、电棍电、烤电炉等,其情节让人不寒而栗。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就是对待杀人犯也不能这样。
   
   为了使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特意委托我们,来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事情。为此,受鞍山主内弟兄姊妹的委托,我写了一封信,《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寄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社会职位最高的基督徒、我大学期间的儿科学老师何鲁丽,反映了警察马毅刑讯逼供的事情(没有想到,后来这封信也成了我被判刑的旁证,在法庭上被出示)。刘凤钢还写了《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主要记录了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经过,后来此文被发表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杂志《生命季刊》上。
   
   2、萧山教案
   
   2000年发生了鞍山教案,3年后,2003年,又发生了浙江的萧山教案。事情是这样的,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有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教堂——凸渡沙聚会处,这个教堂以前曾是生产队的仓库,建于1972年。1982年以后,当地基督教家庭教会就租下了这个仓库,用于基督教聚会。到了1999年,当地基督教家庭教会又花钱买下了这个仓库,之后翻建成了教堂。租用、购买、翻建都有合法的手续。可是在2003年的6月26日、9月18日,当地政府两次强拆了这个教堂。
   
   当地政府两次强拆教堂后,在2003年9月26日,还在“南阳镇政府网”上公开发表了文章《横蓬凸渡沙聚会点违章建筑再次被强制拆除》。其中写到:“横蓬凸渡沙聚会点经反复思想工作仍不肯登记,同时又属于违法建筑,在6月26日曾被区人民法院、镇政府联合执法,强制拆除,对其他非法的基督教活动场所产生了敲山震虎的效果。但是,由于少数顽固的信教骨干分子的煽动,该聚会点人员于9月11日深夜突击建房,在原址上又重新建起了活动场所,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也阻碍了“红十五线”连接道路工程的进度。9月18日,在区公安分局、宗教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镇政府组织人员,再次对该违法聚会点进行强制拆除”。
   
   在文章中还写到:“对于此类违法搭建行为,镇党委政府表示要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腕,坚决将非法宗教活动的嚣张气焰遏止下去,彻底清除非法宗教活动这个毒瘤,以保证正常的宗教信仰和维护社会的稳定”。教堂被强拆后,当地的主内弟兄姊妹坚持维护自己的权益,多次到市政府、省政府去上访。由于根本就不是违章建筑,在经过两次被强拆后,在2004年,主内弟兄姊妹们又将教堂重新建造了起来,并建成了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最大的教堂,可以同时容纳五千人聚会。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最大的教堂一直没有再被强拆。
   
   3、萧山教案后,我们被判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凸渡沙教堂每一次被强拆后,在美国的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每一次都委派了北京的刘凤钢弟兄,到浙江杭州萧山去了解情况。7月25日,刘凤钢第一次去萧山,回到北京后写了《来自祖国的报道》(《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迫的情况》),由张胜棋弟兄在8月5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10月12日刘凤钢第二次去萧山时被抓。
   
   刘凤钢被抓后,受到了近一个月不分白天黑夜的审讯。警察逼问他:“与傅希秋是如何联系的,傅希秋的钱是如果拿到的,是谁将文章发给傅希秋的”。刘凤钢当时想:“张胜棋年轻,没有坐牢的经验,经受不住毒打;而徐永海又不知道这些事情,年龄又较大,又因政治与信仰的原因坐过牢,有经验”。为了保护张胜棋弟兄,刘凤钢编出来“文章是徐永海发给傅希秋的”,为此2003年11月9日我被抓。
   
   美国的傅希秋牧师,中国的刘凤钢弟兄、张胜棋弟兄、张明选弟兄、华惠棋弟兄等,他们是如何一起帮助萧山教会的,当时我是真不知道。在9月份,刘凤钢仅仅对我说过,7月份时他曾去过萧山,4千多元钱的路费还是他自己出的。因我与“浙江萧山教案”没有太多的关系,可是又已经把我抓了很长时期了,又无法放我,最后以“辽宁鞍山教案”判我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以“浙江萧山教案”判张胜棋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以这两个教案判刘凤钢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二、我们的案件是莫须有一案的当代板,请帮助我去申诉
   
   1、“莫须有”一案的当代版
   
   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也好,当地政府强拆教堂也好,根本就不涉及国家秘密,所以给我们的罪名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可是,根据国家的各种法律规定,一个“东西”是否为情报,必须经过专门人员鉴定,并且鉴定人一定要在《鉴定书》上签字或盖章。可是,在我们案件中,没有《鉴定书》,只有一个“复函”,上面没有鉴定人的签字和盖章。因为,我们揭露警察马毅和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根本就不侵害国家利益,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所以也没有人敢在《鉴定书》上签字和盖章。我们的案件是明显的冤假错案,是“莫须有”一案的当代版,都是发生在杭州的西湖边上。
   
   我们是明显的冤假错案,从我被抓那一时刻开始,我就坚持自己无罪,坚持上诉,坚持申诉。2004年11月8日,我妻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监狱来探监,对我说:“律师的上诉费还欠着呢,律师来电话催要呢,我实在没有钱来请律师帮助你申诉了,也实在没有钱再来看你”。虽然没有钱请律师,我就自己申诉,由于没有律师的帮助,申诉书也没有得到答复。我出狱后,一方面没有钱请律师帮助我申诉,另一方面出狱后还有2年的剥夺政治权利,警察不许我离开北京,这样使我一直没有能到浙江高级法院去申诉。现在,我2年的剥夺政治权利已经结束了,我可以离开北京去浙江了,我一定要到浙江去申诉。
   
   我们是明显的冤假错案,可是因为这冤假错案,我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在我出狱后,有关部门在我家的院门口外建了一个监视室,每天24小时都有人在这里监视,还时常不许我外出,这些监视人员还时常对街坊邻居说,被监视的人是个“间谍、汉奸、卖国贼”。我还发现,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万千资讯网法律知识库”等一些国内的法律网站上,我们的案例被作为“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的典型案例登在网站上。这些都给我的生活、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使我至今我失业在家。为了使我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工作,我也必须去申诉,来使我这个明显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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