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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狱中的刘凤钢弟兄在受苦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徐永海:狱中的刘凤钢弟兄在受苦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2013-8-1徐永海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作为医生,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和《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都消失了。我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7月中,连2003年3月后的文章也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在《祷告中国》中重发被消失的文章。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80
   
   《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和《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32
   
   
   
   
   九、狱中的刘凤钢弟兄在受苦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北京基督徒徐永海
   
   一
   
   中国东北辽宁鞍山,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定期在一起聚会、学习《圣经》,当地公安人员说他们是邪教,对他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之后还将李宝芝姊妹劳动教养2年。李宝芝姊妹不服,起诉、上诉,2001年10月公开开庭,
   
   在此之前,这些弟兄姊妹不认识我,他们从网络上看到过我写的文章,知道了我。他们通过北京郊区的弟兄姊妹找到我,希望我去东北参加李宝芝一案开庭的旁听。参加这个旁听,前后要花去5、6天的时间。我是医生,负责很多住院病人,请不下假来。我找到我的主内弟兄刘凤钢,请他代替我去。我给了刘凤钢1千元钱,当时相当于我一个月的收入。
   
   刘凤钢回来后,将开庭的过程、弟兄姊妹的证言证词写成了文章《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看到主内弟兄姊妹被打的情节,我内心很痛苦。弟兄姊妹是同一个身体内的不同肢体,他们左手受伤,我们右手也痛。为此我将此文修改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后来此文被发表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会杂志《生命季刊》上。(见《生命季刊》杂志,第五卷,第四期,12/2001,总第二十期www.cclife.org/htdocs/cclife.nsf/ 0/ea722d25c452e1a085256b3e00739971)
   
   2年后,2003年11月9日,因此事我被抓,后被判有期徒刑2年。张胜其弟兄曾将另外两篇文章发给美国的主内弟兄姊妹,一篇文章是《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另一篇文章是《在北京远郊的山区传福音被警察盘查的经过》,张胜其弟兄被判有期徒刑1年。三篇文章均为刘凤钢所写,刘凤钢被判有期徒刑3年。
   
   在牢中,我受了很多苦。开始几天,我被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里,每天只让我睡1、2个小时的觉,我要睡觉就向我棉衣里泼凉水。5天后,我被押运到几千里外的浙江,在火车上,我双手被手铐铐桌子的腿上,我是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躺不能躺,只能窝在那里,这样经历了15、16个小时。到了浙江,仍然是每天只让我睡1、2个小时的觉,我要睡就打我。在北京我被其他在押人员打,在浙江我也被其他在押人员打。
   
   经过2年2个月22天的苦难,我出狱了。出狱后,我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失去了医生这个职业。我在进入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那一天开始,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为病人工作一生、服务一生。现在,我在为病人服务了20年后,不能再为病人服务了,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比坐牢还痛苦。
   
   二
   
   2006年1月30日,我走出监狱大门,见到了我的主内弟兄张胜其,他来接我。在坐牢期间,我们也只是在开庭时相互见过面,那时我们的双手都被手铐拷在身体的背后,相互之间不能说话。出狱后,我才知道,张胜其弟兄受了更多的苦。在看守所被其他在押人员打,每天要干很重的活,而且还吃不饱。曾在三九天,被强迫光着脚,站在冰冷的水中不停地洗地。
   
   张胜其出狱后,他的妻子、女儿居住在美国的塞班岛。他很想去那里与自己的妻子、女儿团聚,女儿出生后,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可是,因为他是刑满释放犯,有关部门对他说,他不能出国;并且有些人还私下对他说,在5年内,他都不能出国。
   
   刘凤钢弟兄、我、张胜其弟兄,在我们三个人中,刘凤钢的刑期最长,年龄最大,身体最不好,家里的负担也最重,心里的压力也最大。他目前还在监狱里,刑期还有一年。原来负责他的警官,后来负责我,这个警官曾对我说,刘凤钢的身体不好,心理负担也很重。
   
   我和刘凤钢被关押在一个监狱,我在一楼,他在三楼。我们曾在路上见过几次,简短地说过几次话。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监狱里有个医务室,也就是几间房子加上几个曾是医生的犯人,医疗条件和外边的医院比,没有一点可比性。这个医务室治疗个感冒、发烧还可以,还有一些药。但是要治疗心脏病就不行了,一是医生的水平不行,二是没有这方面的设备和药物。几次见到刘凤钢,都是他去医务室看病的路上。他的血糖很高,总是不稳定,心脏也不好。
   
   1月30日,在我临出狱的时候,我还遇到了他,他是刚从医务室看病回来。他对我说了几句话,一是他身体不好,血糖还是高,心脏也不好;二是他让我给大家代好;三是他一直在坚持申诉,已经申诉7、8次了,一直没有答复,他会一直申诉下去。
   
   三
   
   我们没有罪,我们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我们是冤假错案。开庭时,我们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宣判后,我们上诉。押送到监狱后,我们继续申诉。在2005年1月我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可是到现在一年多了,一直没有给予我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后,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经审查,认为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重新审判;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申诉,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书面通知驳回。”
   
   根据这个规定,对于我,理应在2005年4月以前,最迟不超过7月,就做出决定。对于刘凤钢,理应在2005年1月以前,最迟不超过4月,就做出决定。或重审,或说服我们撤回申诉,如我们坚持申诉,要给我们书面通知驳回。可是到现在,即没有重审,也没有来说服我们撤回申诉,更没有给我们书面通知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因此在出狱后,2006年2月20日,我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反映此事。为了怕收不到,这封信是通过挂号信发出的,号码是“北太平庄局,2006年2月20日,0576”。为了怕收不到,这封信是写给何鲁丽副委员长,何鲁丽副委员长曾是我大学时的儿科学老师。这封信附在本文后面,请弟兄姊妹在转发时,不要删掉我写给全国人大的这封信。如果哪位主内弟兄姊妹有能力,还请将我的这个信转给全国人大,转给何鲁丽副委员长。
   
   四
   
   最高法院没有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办事,不给我们答复。为此,我给全国人大写信,通过上访的方式反映此事。我还要通过请律师,通过一定的法律途径,要求最高法院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办事,接受我们的申诉。并且我还要坚持申诉,要求重新审理此案,撤消原有的判决、裁决,宣判无罪,使刘凤钢弟兄早日离开监狱,也使我能继续为病人服务。
   
   有的朋友说:“要求最高法院依法办事,给你答复,这是不可能的。”对于朋友的这个说法,我是非常地不同意。事实上,正是由于有很多人坚持要求法院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办事,从而避免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也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里不再多说。
   
   还有的朋友说,“最高法院依法给你答复,只能是重新审理,宣判无罪,这更是不可能的。”对于朋友的这个说法,我是更不能同意。在我们中国,“平反”是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千年前的“岳飞一案”是如此,(此事发生在杭州西湖边,我被判刑也在杭州西湖边);百年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也是如此,(此事发生在杭州的余杭县,我坐牢的西郊监狱就在余杭县);当今“佘祥林一案”也是如此,(此案的平反正是在我坐牢的时候)。
   
   还有的朋友说:“你是‘异议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民运人士’,你不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事情,你只能通过政治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如上书、抗议、绝食、游行等。”对于朋友的这个说法,我更是不能同意。我们有权利用政治的方式,我们也有权利用法律的方式。
   
   我是基督徒,普通的老百姓,出于自己的信仰,出于自己的良知,做了一些维护自身权益、维护老百姓权益的事情。自己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采取的方式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2002年5月28日我还曾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应是我们的唯一方式》。
   
   在狱中我通过正当的方式,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通过抗争、通过争取,使家里给我寄来了《圣经》,使我在狱中读到了《圣经》。现在,我要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通过请律师,使最高法院依法办事,依照法律条文的明文规定来办事,对我们的申诉给予答复。并且我还要坚持申诉,最终达到申诉成功,使狱中的刘凤钢弟兄早日出狱,也使我能继续为病人服务。
   
   请弟兄姊妹为此事祷告!
   
   
   五
   
   李宝芝姊妹被劳动教养后,其他弟兄姊妹没有躲避,他们不怕危险,他们找律师为李宝芝辩护,他们提供在法庭上出示的证言证词。他们还到北京郊区,找到以前认识的弟兄姊妹诉说他们的遭遇。
   
   北京郊区的主内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很不富裕,每天都要忙于工作。但是,他们几个弟兄姊妹放下工作,拿出钱来,借了一辆车,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到北京城里找到我。不怕危险地向我诉说东北弟兄姊妹的困难,转达东北弟兄姊妹的请求。
   
   我是个医生,但我的工资并不高,当时正在准备结婚,也很不富裕。但我还是拿出1000元钱来,请刘凤钢弟兄代替我去东北看望那里的弟兄姊妹,参加李宝芝一案的旁听。
   
   刘凤钢弟兄,也很忙,但是他还是放下一些事情,去了东北,参加了旁听,看望了那里的弟兄姊妹,尤其是看望了在牢中(劳动教养农场)的李宝芝,带去了我们的问候。
   
   以前,我们相互之间不认识,但是由于我们都是主内肢体,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很自然地在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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