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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自焚者翁彪是英雄


   
   
   
   

   2013-8-1徐永海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作为医生,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和《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都消失了。我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7月中,连2003年3月后的文章也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在《祷告中国》中重发被消失的文章。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80
   
   《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和《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32
   
   
   
   
   
   
   自焚者翁彪是英雄——老百姓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老百姓自己的权益
   
   徐永海
   
   
   2003年9月7日
   
   他今天的自焚将会使明天的你不再需要自焚
   
   2003年9月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的文章是《拆迁十年悲喜剧》,开头写到:
   
   “8月29日得知南京拆迁户自焚的消息,北京的徐永海在千里外感到一阵后怕———那曾是自己刹那间有过的念头。”
   
   本人我就是徐永海,我从网上得知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居民翁彪自焚消息,“后怕”我没有感到,我首先想到,翁彪是英雄。
   
   在这篇《拆迁十年悲喜剧》文章中写道:“据建设部统计,去年1—7月份,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半年死26人,加上没有被建设部统计到的,数字还会更多,即使就是这半年死26人,这个数字也不少吧。因拆迁半年就死26人,那么这么多年来,因拆迁死了多少人,绝不会是少于3位数,也许是4位数,5位数。
   
   一些人被拆迁逼得、害得已经死去了,还会有另一些人将要被以后的拆迁逼得、害得死去,这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拆迁逼得、害得离开这个世界。翁彪的死使人们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的死将使更多的人不再死去。如是那样,谁还能说,翁彪的死是轻如鸿毛哪。
   
   中国现在的拆迁、危改早已不是民心工程,而是害民工程,就象《中国经济时报》在非典时期所写的一篇文章那样《危改比“非典”还可怕》。拆迁、危改造就了一批周正毅这样的开发商、拆迁商,还造就了一批象刘涌那样的黑势力,老百姓不搬就打你,如《中国经济时报》的文章《北京前老莱街居民遭棒子队袭击》所写的那样。
   
   中国现在的拆迁、危改已经成了一场战争,成了一场掠夺老百姓财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老百姓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受谴责的不应是我们老百姓,而是那些掠夺老百姓财产的开发商、拆迁商。在1949年之前,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参加共产党的部队,进行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在战争中,踊跃出很多象董存瑞一样不怕牺牲的英雄。那么今天,在这场掠夺老百姓财产的战争中,老百姓为了保护原有的财产,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难道还应受谴责吗!
   
   这场战争不仅掠夺老百姓的财产,还是一个腐败现象的极大温床。在这篇《拆迁十年悲喜剧》文章中最后写到:“一位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秘鲁学者说,穷国之穷,就在于私权不明确以及腐败。”如果任其这样的腐败发展下去,中国就会是永远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不是没有富人,而是大有富人,只是还有更多的穷人。老百姓维护自己在拆迁中权益,用生命维护自己的权益,它的更大的意义就在于,老百姓开始起来保护自己的私权,起来反对腐败,起来推动我们国家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翁彪,你是英雄。
   
   孙志刚死了,他死在收容遣送中,死在毒打中,死在对“收容遣送”的抗争中。孙志刚死了,他没有白死,他的死促使了“收容遣送”这个恶的制度、这个恶的法规的结束。孙志刚没有白白抗争,他的抗争使十几亿中国农民获得了应有的自由。孙志刚没有白死,他的死重于泰山。同样,翁彪也不会白死,他的以自焚这种非常形式的抗争,也必将会促使被拆迁的老百姓去逐渐得到应有的权利,不再由开发商任意宰割。
   
   在美国历史上,林肯总统解放了黑奴。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奴隶这个群体已经远离我们一千年、二千年之久,但是在社会地位上,却一直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以“户口”形式加重了这样不平等。当农民被 “收容遣送”时,这时他和黑奴几乎就没有了区别,黑奴离开主人的庄园就要被抓回、毒打,农民离开农村时也要被抓回、毒打。孙志刚以自己生命来结束这个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孙志刚就是一个英雄,象林肯一样的英雄。
   
   由于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出现了“收容遣送”这样的恶的制度。由于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出现拆迁中的很多不合理现象,开发商、拆迁商可以不通过法院就强拆你的房子,可能不等法院判决就提前强拆你的房子。
   
   翁彪会不会白白地死去,很有可能,对开发商、拆迁商来说,逼死一个人,那不是事故,而是成绩。逼死了一个人,开发商、拆迁商如果不受任何惩罚(绝大多数都是这样),那么老百姓还敢不搬吗?不信,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去年1—7月份,因拆迁死亡的 26人死亡,那些开发商、拆迁商受了什么惩罚?我们再去了解一下,翁彪死后,那些逼死人的开发商、拆迁商又受了什么惩罚。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不希望翁彪白白地死去,让我们为此尽自己的努力吧!
   
   徐永海
   2003年9月7日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169号平安医院精神科徐永海医生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13520080866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附:拆迁十年悲喜剧
   
   南方周末  2003-09-04 11:31:55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8月29日得知南京拆迁户自焚的消息,北京的徐永海在千里外感到一阵后怕———那曾是自己刹那间有过的念头。
   
     徐永海没有实施这个愚蠢的做法,但他的家最终被强拆。至今他和妻子暂居朋友家。
   
     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去年9月召开的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建设部去年1—8月份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
   
     投诉和上访披露的问题多集中在法律意识薄、形象工程多上面。
   
     另据建设部统计,去年1—7月份,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
   
     《瞭望》杂志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从1992年起,有关北京城建问题的群众上访事件骤然增加。以1995年为例,1—7月有163批,3151人次,占那一时期上访批数和人数的46.5%和43.2%。
   
     最著名的拆迁官司发生在2000年2月,10357名被拆迁户联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个被称为万人诉讼的著名事件,在北京的拆迁户中几乎家喻户晓。
   
     拆迁以及引发的公平和稳定的问题,已经成了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从民心工程到商业拆迁
   
     中国城市的拆迁在建国后就已开始。真正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始于199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化渴求。
   
     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危房改造是在1980年代提出的,实际上195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政府出资、定标准、安置住户,一切由政府包办。
   
     1990年之后,北京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危旧房改造。目的是为居民解困。这两次改造使居民的居住条件普遍得到改善。当时,居民回迁率比较高,部分被拆迁居民也被安置于离旧城较近的地段。拆迁是多数危旧房居民盼望的事情,有人认为此时的政府拆迁是最大的民心工程。
   
     此时拆迁矛盾集中在拆迁家庭内部的纠纷上。
   
     由于资金的缺乏,后来的危改开始由政府与开发商结合来搞。早在1990年代初,北京市政府就提出了危旧改造的基本思路“以区为主,四个结合”:改造以区政府为主进行;危改要与新区开发相结合;与住房制度改革相结合;与房地产经营相结合;与古都风貌保护相结合。后来又加上了“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
   
     在商业拆迁的开始阶段,拆迁的外部矛盾便开始出现。北京市律师协会房地产与建筑工程专业委员会律师秦兵总结发现,十年时间,拆迁纠纷从最初的拆迁户家庭成员内部分配问题逐渐演变为拆迁户和开发商、拆迁户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成本转嫁
   
     开发商在“危改”中逐渐发觉:危旧房改造大有利益可图。北京一位曾做过房地产的人士说,“年景好的时候”,利润最高可以达到150%。
   
     房产商第一要做的是:用“灰色手段”赎买土地。《房地产导刊》披露,曾有开发商绕过国家规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达10个,其中就包括各区“危改”土地。
   
     一家房产公司的知情人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披露:“土地的价格层层加高,占到了项目开发成本的40%-45%,这样开发商只有提高房子的附加值,提高房价才能保住利润。”
   
     在付出“灰色”的高额成本后,开放商只能“从羊身上拔羊毛”了———其一,想方设法提高容积率,办法无非几种:加高建筑,加大密度,增加拆迁率。其二,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
   
     “危改”项目的资金一般靠销售收入来平衡。销售收入中,单位面积收益最高的是公共建设,其次是商品房,最低的为回迁房。利润最低的回迁用房因此被压缩。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居民因此被迁往郊区,离城区越来越远。政策对外迁有优惠,对回迁的条件开始变得苛刻。
   
     与新建房价的攀升相对,拆迁的补偿标准(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却逐渐失去吸引力。
   
     以某大城市的拆迁补偿政策为例,可看到补偿标准的节节下滑:
   
     1998年实行的补偿款为:拆迁补偿价格×(原建筑面积+25平方米),即为拆迁户多算25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2000年政策变更,拆迁面积只能按原建筑面积的1.7倍(通常平房建筑面积少于25平方米,事实中补偿减少)计算了。
   
     2001年11月再度变更,补偿款按原有建筑面积计算。
   
     政策的更迭让城市居民开始觉得拆迁并不划算,但是情势发展,并不是以他们是否愿意为转移的。
   
   
     谈判机制的缺失
   
     2002年,5位著名专家联名发表了给某市政府的建议书,引起了该政府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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