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 /陈泱潮文集

   中国古代，专门做学问的学者不多，多数人都有另外的职业，这职业就是官。古代的中国，是个官僚帝国，读书人不做官，没别的好出路。经商、做幕，都是不得已的另途。所谓的学问，大抵是公务之余的消遣。只有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不乐意投奔新朝的遗老，才会专门做学问。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这些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换了的朝代，居然是异族统治，让这些人实在是心有不甘。

   清末西学东渐，学科体系整个地换了。即使从国外学成回来的海归，主要还是想进入政界做官，但毕竟出现了专门做学问教书的学界。民国时期，由于学界中人饭碗稳定，收入不错，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资，跟政府的部长也差不多。所以，学界中人也比较地让人尊重了。漫说教授走在大街上，警察毕恭毕敬，连闹运动学生上街，警察也得客客气气。

   民国的北洋时期，教授日子过的最滋润，可以天天下馆子，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嘴里。一年省下来的薪水，就可以买套四合院。家里有佣人、门房，出门还有专用的黄包车。当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简任级的官员了，但由于政府的工资经常拖欠，于是就跑到学校兼职，日子也开始滋润，买了四合院。国民党时期，由于战乱，教授的日子难过了一点，但大体也过得去。学界的人，即使小人物，在社会上也都有地位。自我感觉，也很牛。见了当官的，眼睛翘到上面，只看天。

   在今天，学界还在，而且比当年更为发达。但是，不知怎么，学者却贱了很多。尽管，跟建筑工地的民工相比，学者的自我感觉还算不错，但见了官员，却不知不觉矮了半头。官员级别越高，矮的就越多。很多在学界地位很高，拥有众多官方头衔和社会兼职的大学者，穷其一生，似乎就是给官方的政策做解释。今天官方说要向东，他说向东太对了，完全符合科学理念。明天官方又说要向西了，他接着说向西挺好，符合世界潮流。能把政府的政策，用所谓的学术语言加以包装的都是高手，如果能把这些政策，上升为符合某个西方理论所谓的“新理论”，则是高手中的高手。

   这样的学术高手，也有地位，但这样的地位都是凭借官方的认可来的。如果他的文章，或者政策建议，能够得到某个大官的批示，那他所在的单位，都会引以为荣的。见过这样的教授，与人吃饭，每每要提及他的什么报告，被某某副总理批示过，言毕，得意洋洋。做了教授，一定要争取在学校里弄个官当，哪怕是副处长，也身价高了不少。只要官家有令，有人肯出钱，让学者们上电视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涨价有理，收费有功，都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把煤说成是白的，钱足够，也没问题。

   当今的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了。学界贱，学者当然也贱。但是，身在其中的我，却不想自轻自贱。不贱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实话。上课说实话，写文章也说实话。今后只要活着，一直这样说，遭人烦，遭人厌，遭人恨，都说。没法子，生就这副骨头，这辈子，就这样了。

   张鸣
   2013年8月4日

   附:

陈泱潮：中共御用学者的三大局限性

   http://www.canyu.org/n74693c10.aspx參與網

   [日期：2013-06-08] 来源：博讯作者：陈泱潮

   第一，是御用學者具有脫離社會脫離人民大眾源於個人主觀因素的社會存在的局限性；

   第二，是中共御用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消滅一切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宗旨的理解大抵只停留在聯共（布）黨史的水平上，對新的階級關係的變化缺乏認知，有著認識上的局限性；

   第三，更為嚴重的是，御用學者在客觀上存在着極其嚴重的致命的體製局限性。必須清醒地看到：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創新能力的人註定成不了專制獨裁體製的御用學者。或者，有良知的人如果蒙混成了御用學者，內心一定非常痛苦非常不安。因為御用學者生怕逆人主之逆鱗，生怕越雷池半步，不得不仰承領導者的鼻息、不能不時時刻刻察言觀色、留心揣摩和順應領導者的意圖，以作為其思維和寫作的準則，因此，這樣體製下的御用學者，即使很有才華，也不可能拿出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見，更遑論拿得出高瞻遠矚體系化的獨創的新思想理論了。

   以上三個嚴重的致命的局限性，決定了現存體製的御用學者只能是專制獨裁者的主觀意圖的揣摩者、演繹者和應聲蟲，只能是專制獨裁者的化妝師包裝師美容師，而根本不可能拿得出聖君之學，造就開萬世太平的偉大聖君。
（2013/08/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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