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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的专制市场化经济新政,是街头运动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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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的专制市场化经济新政,是街头运动的催化剂
   
    最近由李克强掌柜的中共国国务院下令,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它包括四项措施:
    一.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七折下限;
    二.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


    三.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
    四.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作调整。
    这四项措施,鲜明地反映出李克强的市场经济理念,他继承了朱镕基的市场化路线,而且比朱镕基走得更远,他不愧是厉以宁的好学生。
     这一十一年来经济方面唯一有意义的制度改良举措,也再次反映出一贯大秀“开明”的温家宝,是多么的虚伪和僵化!此公当政十年,“开明”秀作足了两大箩筐、“市场经济”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却连金融领域的这点松绑都不动一根指头。
    胡、温十年来不仅没有一件真改革,倒行逆施倒是三十年来空前:“管理社会学朝鲜”自不必说,温家宝大力扩充“发改委”——重操以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计划经济手法、实施土地出让垄断和招竞标制度爆炒地皮,把中国全面推上土地财政道路、以“宏观调控”为名,大力加强行政手段干涉经济力度、大行“国进民退”,摧残民营企业、挤压民营经济空间。。。在中国经济亟需松绑和深化市场化的时候,十年来,胡、温冒名“新政”的倒行逆施,不单令市场化停滞不前,更使中国经济自由度倒退到1994年都不如的地步!
     胡、温这般倒行逆施,一方面有胡锦涛作为斯大林分子、温家宝属于计划经济型掌柜的必然因素;另一方面有“击鼓传花”的现实算计,那就是:土地财政以收买官僚,极权倒退以封堵民怨,依托江朱老本,子吃卯粮短期繁荣,打造十年伪盛世,在我任后“哪管洪水滔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胡温“盛世”一度急转直下,胡锦涛斥资三万亿搞“动车大跃进”、温家宝猛砸三万亿救房地产,就是典型的“击鼓传花”“德政”,此二贼为了自己的“政绩”,不惜把经济扭曲和房产泡沫这两颗定时炸弹做大调快,堆放到习近平、李克强的头上,这就是中烂海的“和谐”!
     李克强上台不到一年,就急不可耐地祭出松绑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的“新四条”,亮出了其经济自由派的旗帜,更流露出他欲拆解经济危机炸弹的焦灼心理。在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不敢改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沿着“邓南巡”的方向,继续在专制下推进市场化了。
     我个人是反对彻底的自由派经济路线(即右派、保守主义的经济路线)的,因为中国人注重实惠和平均主义的民族传统、中国当前薄弱的社会道德,推行彻底市场化的自由派经济路线容易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诱发社会动乱。但当前的中国经济,不是市场化过份的问题,而是市场化远远不够、政府太大、管得太死的问题:
     1979年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在中烂海的主导下,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奇特的社会:一方面统治集团为了招商引资,该管的不管,胡开乱放,如一边倒降低污染准入门槛、以及种种的外企优惠政策。。。并且为了引诱资本家投资,不惜将工资标准长期压低在许多非洲国家之下的超低水准,以共产专政式的铁腕,迄今严禁一切独立工会、农会。。。讽刺的是,此种共产党的专政手法,居然创造出经济自由派极右代表人物哈耶克、撒切尔梦寐以求的低成本“自由经济”环境!(这个侧面难道不反映出:邓小平与撒切尔内在是相通的?)
     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又顽固地坚持着国家垄断金融管制利率、坚持着外管局、“发改委”。。。等全然地反市场体制和机构;因为有这种体制保障,因此胡、温上台后,搁置市场化,搞起国进民退来轻车熟路。
     正因为此,因此李克强松绑金融利率管制是非常有必要的,早就该搞了;李克强的这项改革措施其实还不算体制性改革,只能算作小小的政策性改良,只因为胡温的空前僵硬,才使这小小的政策性改良,显得如此耀眼和不同凡响。李克强李克强松绑金融利率管制是远远不够的,现今的中国,非有撤销“发改委”、外管局、打破金融国家垄断等措施,不足以称得上体制性的市场化改革。
     李克强的用心是好的,但遗憾的是,他的这点改良措施,来得太迟了,而且幅度和力度远远不够。本来,松绑金融利率管制这种改良,在2002年胡温刚上台时就应当做,当时的中国只是癌症中期,经济蓬勃、物价平稳、民心尚未散尽,尚有进行大手术的身体底子;胡温却连小手术都不让做,一味讳疾忌医,拖到十年后的现在,中国已至癌症晚期,元气大伤,手术的风险已经很高了。
     危急时刻,李克强不去裁撤庞大的“发改委”——这百无一用,民企、国企、外企都共愤的公务员附体吸血鬼组织,只做政策性的改良,这就象治疗晚期癌症病人,在癌细胞全身扩散的情况下,仍在健康人沿用防癌抗癌的预防手段,既不敢做大剂量化疗,也不敢注射特效的抗癌针剂。。。此种治疗必然杯水车薪。李克强松绑金融利率管制,必然出现两种结果:
     一是放开利率后,四大银行间竞争将加剧,在中国的道德水准下恶性竞争难免,竞争中失利的国有银行将面临倒闭,国有银行倒闭危及共产党政权,届时政府仍将不得不大印钞票救银行,造成通货膨胀继续恶化,但大量银行员工无可避免作为牺牲品遭“下岗分流”,他们必大批涌上街头抗议;
     二是允许利率自由浮动后,银行迫于市场化压力,必倾向于最有前途的项目贷款,有可能导致成千上万效益欠佳的国企失去融资的优势,要么倒闭,或者“下岗分流”,而国家解救国企也面临两难选择,扩大通胀或者增加社会动乱。总之,继朱镕基时代后,又有一大批“下岗”工人涌上街头,只是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还有当年的承受力吗?
     当今中国,“发改委”这颗堵住喉管的大恶瘤必须首先摘除,但剧烈的私有化运动不宜再行,否则社会必然大乱!比照中国国情,现今恰当的全盘改革方略应该是:政治要向右(宪政民主)、经济要中左(混合经济、社民主义化),这样才足以稳住局面和拨乱反正。但习近平、李克强却在政治改革上踯躅不前,又走回邓小平“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老路子,企图重收1992年“邓南巡”专制市场化起死回生的奇效,此无疑是刻舟求剑。
     胡温时期,中共国已经错过了深化市场化经改以保命的手术期,经济拖成了晚期癌症,习李只在经济上动手术,就好比毛泽东故意让错过手术期、已经奄奄一息的周恩来做手术一样,除了把经济提前搞垮、把社会提前搞乱以外,不会有其他效果。
     习近平自以为,只要不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就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戈尔巴乔夫失败的真正原因,恰在于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够彻底,而不在于他发起“新思维”改革:如果戈氏在1990年实行总统制时,就果断地解散与总统制格格不入的共产党政治局,亚纳耶夫一伙将根本没有发动反政改政变的机会,没有“819事件”,叶利钦一伙也就没有抢班夺权的机会。。。戈尔巴乔夫拒绝邓小平短视歪曲的半吊子“改开”,先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戈氏当年接受亲邓派幕僚的建议,也实行邓式“改开”的话,前苏联也会象今天中国这样黑恶和积重难返,不可能有和平演变的好命。
     习近平、王岐山解禁《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好事,但托克维尔在此书中的本意是:不彻底的改革,将会提前引爆革命。习近平重操市场化却不改政治,等于是逆托克维尔的教诲而行,这必如催化剂一般,催生中国街头运动再兴。习、李的此种不合时宜的保守“开明”,除了引发法国式的大革命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习近平本可以做蒋经国,此公却执意追寻路易十六、末代沙皇的背影,令人徒呼奈何!
   
   曾节明 写于2013年七月二十二日于仲夏阴天纽约州
(2013/07/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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