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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极权专制的本质和来源



(顺便纠正西方学者的错误说法)


   

徐水良


   

2013-07-14日


   
   
   极权的本质,是政治专制加信仰专制再加其他方面的可能专制。
   
   一般专制是比较单纯的政治专制。但极权专制却是至少是政治专制加思想信仰专制,至少这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专制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专制。
   
   其实这样的专制在圣经里就存在,摩西时代的专制,就是这样的专制。这种专制的残酷性野蛮性,包括中世纪神权政体的火刑架专制,绝不比二十世纪的极权专制逊色。其后三个一神教的类似专制,包括宗教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绵延不绝。二十世纪的极权专制,不过是继承了一神教的极权专制而已。基督教早期实行共产主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是实行基督教共产主义的野蛮专制,天国专制的残酷性、野蛮性、屠杀杀人,杀人如麻,上层腐败,勾心斗角搞内斗,剥夺私人财产搞共产主义,甚至剥夺私人生活自由,包括剥夺男女性生活的自由,搞男女分营,互相隔离等等,不比后来的共产党专制逊色。中共专制在很多地方学习了洪秀全的共产专制。
   
   因此,极权专制是一神教神权政体的专制特点。只是基督教在启蒙运动打击下,尤其在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大力打击下,特别是在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大力提倡政教分离的情况下,神权政体吃不开了。因此这种极权专制,只能以无神论的马列主义专制和其他世俗形式的世俗专制来继承。先是马克思继承并且发展了基督教徒发明的共产主义,同时继承了一神教极权专制的传统,把这种极权专制冠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字,成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其后,列宁斯大林又大大发展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名称出现的共产主义极权专制。再以后,希特勒学习共产党,去掉当时共产党倡导的国际主义,与德国民族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国家主义,或国族主义)相结合,发展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再以后,毛泽东在文革中,又进一步把马列极权专制,发展成“全面专政”,即政治、思想、信仰、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私人生活等所有方面,全面剥夺一切自由的全面专政制度。
   
   一神教专制和马列专制,虽然一个是有神论,一个是无神论,但同样都是信仰专制,再加其他专制。
   
   二十世纪无神论的或世俗的极权专制,是在启蒙运动和欧美自由民主的革命争得自由民主以后,一种以表面激进的无神论或世俗语言掩盖起来的专制制度的大倒退大复辟,是对启蒙运动和自由民主革命的反动。
   
   因此,极权专制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脉络,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西方学者认为极权专制是二十世纪的产物,这个说法是无视极权专制历史根源的错误说法。西方学者的这种理论,把极权专制及其来源神秘化了,搞混乱搞模糊了。
   
   西方学者不敢正视极权专制的历史和根源,主要是受制于宗教力量,包括害怕强大的宗教实力,害怕得罪宗教势力,以及自己本身就受宗教信仰的影响,看不到圣经等教义的极权主义本质,两个方面,兼而有之。
   
   一神教世界之所以极权专制泛滥,说白了,就是因为一神教教义,就是极权专制,极权专制来自圣经,来自圣经的上帝。
   
   孙立平先生的文章,总的精神很好,但他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等等说法,就是受了西方学者的误导。
   
   
   
   附:
   

极权主义杂谈


   

作者:孙立平


   
   
   (一):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二)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三) 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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