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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视知识、文化人的暴君毛泽东

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发表:2013-07-30 21:36阅读:28
   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
   
   
   作者:王来棣

   
   
   来源:《**创始人访谈录》
   
   
   来源日期:2011-8-20
   
   
   
   (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罗对话
   
     2002年12月,黄宗英发表《我亲聆毛**与罗稷南对话》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发生在1957年7月7日,即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个月,正是毛**“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时,他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也在其中。会上罗稷南向毛**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1]如所周知,鲁迅是毛**最赞赏的知识分子,曾被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现在却翻了脸,竟公然把鲁迅也当“右派”那样的敌人。
   
     这件事是一年前鲁迅之子周海婴首先公开披露的。他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1957年毛**与罗稷南这段对话,却招来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质疑和批驳。他们认为毛**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周海婴本人思想有问题。正当周海婴陷入围攻之际,黄宗英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发表了上述文章,并提供了当时刊载着新华社的报导和会场全景照片的报纸,可谓证据凿凿。为避免蹈周海婴的覆辙,黄宗英还郑重其事地向律师咨询。黄文不但为周海婴解了围,更重要的是她证实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史实,揭露了毛**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鲁迅生前替***说过不少好话,从未向它“猖狂进攻”,为什么要“关在牢里”呢?只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支笔,要写;只是因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使毛**感到是一种威胁。对付的办法就是他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对敌人要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据黄宗英回忆,当时罗稷南听了毛**的回答,“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黄宗英感到毛在“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手心冒汗”。
   
     其实毛**敌视知识分子并非从此时开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强烈地表达了他这种心态。
   
     (二)把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51年出版《毛**选集》时,毛**亲自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定为开卷篇。该文原载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和3月《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2]随后又在广州和汕头出了单行本。现在我找到上述三种刊物所载的三篇《阶级分析》,它们在文字上作过一些改动,但所有观点都没有改变,而在收入《毛选》时,篇幅删去将近一半。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评论的文字,《毛选》版却全部删去;与此相关,原文有一张说明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也全删去。因此,《毛选》版与原文相较,已面目全非了。
   
     《阶级分析》发表于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毛**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毛**这篇《阶级分析》同时在三个刊物上发表,并在两地发行单行本,影响极大,致使1926年部分北伐军提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不满和恐慌,纷纷着文质疑批驳。[4]
   
     《阶级分析》原文是研究毛**,特别是他的知识分子观的重要资料,可惜至今未见有任何介绍和评论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阶级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公之于众,并与1951年《毛选》版进行比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进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选》的《阶级分析》一文是根据1926年3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国青年》所载的该文作为原文。
   
     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一类“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选》版把第一类的阶级属性从“大资产阶级”改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删去了上述“反动派知识阶级……”这120多字。文章结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动知识界”取代原来的“反动派知识阶级”,范围似乎缩小了,但“反动知识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并未交代;这顶“反动”帽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知识界的头上。
   
     关于第二类,原文说:“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原文结束语说:“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原文还说: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
   
     《毛选》版这一部分主要改动的地方是明确“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关于“高等知识分子”的反反复复的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关于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原文说:“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欢迎(革命)。”
   
     《毛选》版对小资产阶级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动,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为小资产阶级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类“半无产阶级”和第五类“无产阶级”,原文都未涉及知识分子。《毛选》版改动不多,最重要改动的地方是:原文把工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都说成“是我们的朋友”;《毛选》版则改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综上所述,被《毛选》删改的《阶级分析》原文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原文虽然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把它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平列,同称为“我们的朋友”,这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基本原理:工业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在此文发表前11个月的1925年1月,**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特别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作出决议。这一问题,1951年的《毛选》已作了改正。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毛选》只是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选》中虽然删去了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依然如故。
   
     (三)毛**为何敌视知识分子?
   
     毛**为什么会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
   
     毛**青少年时就狂妄自大,霸气十足。早在1910年,17岁的毛**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距(邵燕祥按:疑为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5]
   
     就暴露了他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但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并不如意。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只有8元(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二三百元)。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直到1936年他还告诉美国记者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6]自视甚高的毛**,把这种遭遇视为奇耻大辱,屈辱感又转化为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五四后他接受了与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不愿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从;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评头品足。他们不愿做驯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的公民。毛**自然无法容忍这些不听话的人。1942年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开始满足他当皇帝的愿望。最明显的是1945年发表的旧词作《沁园春·雪》,公然自比“秦皇、汉武”。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的1958年,更是得意忘形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而且在坑儒的手法上他远比秦始皇高超。
   
     毛**精于权术,诡计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7]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简单消灭肉体的“坑儒”,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由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第一次发生于1942年毛**为了巩固自己党内领导地位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到两年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类运动,几乎每年一次,甚至两次。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已是“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随后又有“拔白旗”运动。1966年开始历时十年的对文化进行“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毁灭文化的民族大灾难,毛**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达到了荒唐的疯狂程度。下面对这些运动择要作些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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