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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篇概念混乱的文章


   
   一篇概念混乱的文章,是指邵建的文章“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刊登于《共识网》),对此文加以评析,实在是很有必要。
   
   一,关于民主

   
   邵建在文章中写到:“用民主尤其是民主革命的方式来反专制,从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来看,它迎来的是更大的专制。”还写道:“以民主革命的方式反专制,只能迎来更大的专制”,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说法,却是他这篇文章的重点之一。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邵先生的文章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他希望推动政治改革,他认为改革的方向是朝着“西方英美以普世价值为目标的那一套社会制度”,他接着又说到这种社会制度就是 “自由优先的、宪政保障自由的、追求民主与平等的那种社会制度。”(用这句话来表述英美的制度,不够确切,但这话题另在别处讨论)。邵先生在这里又提到了民主,于是问题就来了:这里的民主与“以民主反专制,只能迎来更大的专制”所指的“民主”是同一回事吗?显然,不可能是同一回事。
   
   虽然,从邵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反映出有两种民主,一是作为“普世价值”的、作为“英美社会制度”的民主,另一种是“迎来更大专制”的“民主”;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弄清楚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整篇文章也不引导读者去加以区分,却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民主”这个词到处乱用,不遗余力地向读者灌输:“民主迎来更大的专制”,“民主可以专制”,“民主延误了中国一个世纪”,等等,“民主”几乎成为一种罪恶的代名词,难道这是邵先生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愿不是如此。
   
   实际上,只要邵先生化点力气,弄清楚“两种民主”的本质差别,弄清楚二者的来龙去脉,就可以说清楚究竟是什么“耽误了中国一个世纪”。我在“现代政治的两大成果——民主与宪法政治”一文中强调,近二三百年以来,世界上出现过两大民主潮流,在二十世纪还由此形成两大政治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并发生过冷战对峙的局面。两大民主潮流的对立,显示出两种互不相容的民主理论及政体,简洁地说来,前苏联为首的阵营所推行的是伪民主真专制的政治,美国为首的阵营所推行的是民主政治。而“延误中国一百年”的,正是前苏联推行的伪民主,由于其本质是专制政治,所以只能迎来“更大的专制”。邵先生说,“陈独秀鼓吹的民主,里面带有极权主义的成分”,又说陈独秀“引入了最坏的布尔什维克文化”,那么,什么是“布尔什维克文化”,不就是前苏联推行的伪民主真专制吗?由此可见,区分两种民主以后,就既能够讲清楚是什么“耽误了中国一个世纪”,又能够理直气壮地宣布民主是“普世价值”,也不会滑落到把民主描绘成罪恶之代名词的泥坑。
   
   邵先生论证“民主迎来更大的专制”的依据之一,是中国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还特别提到这是毛泽东定义的。难道因为是毛泽东定义的,所以那两次革命就必定是“民主革命”?一个事物的性质,不能看其表面,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的说法即“改朝换代”,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就必须看它“改成什么朝”和“换成什么代”,按照邵先生的说法,那两次革命导致“一党专制”,那么请问,“一党专制”是民主吗?恐怕邵先生一定不会同意“一党专制”就是民主吧。既然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党专制”,既然改换的朝代不是民主,那么又怎么能论证其为“民主革命”?不管那两次革命是谁定义的,都不能论证其为“民主革命”。正像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能因为其名称上既有“民主”、又有“人民”、还有“共和”,就能确认其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由上可知,邵先生关于 “民主迎来专制”的断言是难以成立的。邵先生不但分不清两种本质不同的“民主”,而且他对于民主的概念也显得模糊不清。他在文章中提到什么是民主:“平民阶层是排斥贵族和君主的,由他们这个阶层来掌握政权才叫民主,这才是政治学含义上的民主。”这个“政治学含义上的民主”也许是哪里抄来的,但是,总得举出一些事实来论证一下吧,邵建论述的是二十世纪的政治,那么近一百年内有哪些国家实施的政治可以称得上是民主政治呢?按邵先生文章的说法,至少英、美两国可以称得上,那么,让我们看看英、美两国的政治状况,那里是否存在“排斥贵族和君主的平民阶层掌握政权”的事实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除了英、美两国还有哪个国家存在“排斥贵族和君主的平民阶层掌握政权”的事实呢?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于是,邵先生所说的“政治学含义上的民主”,至少在他论述的历史时期的任何社会里,找不到对应的事实,它至少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至于什么是民主,笔者曾多次在文章中论述过,这里不再多说。
   
   二,关于共和
   
   不但有关“民主”的概念,而且有关“共和”的概念,邵先生的说法也显得混乱。他写道:“什么叫共和?这个体制既有君主的因素又有贵族的因素还有平民的因素,就是三合一,这才叫共和,这三个阶层在政治上共事,才是共和制。”他这么说当然有他的出处,不过这里可以提出两位著名人物对“共和”的论述,一位是汉密尔顿(与他的朋友),另一位是托克维尔。
   
   美国建国时期,汉密尔顿与杰伊、麦迪逊合作写文章,后以“联邦党人文集”成书出版,在《第十篇》这样写道:“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这里我指的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这是指古代雅典的民主,雅典城邦的人口有30多万,而其中只有少数人即5000多人是公民——笔者注)……共和政体,我是指采用代议制的政体而言”。在《第十四篇》中写道:“在民主政体下,人们会合栽一起,亲启管理政府;在共和政体下,他们通过代表和代理人组织和管理政府。”在《 第三十九篇》写道:“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特点呢?”接着举出荷兰、威尼斯、波兰、英国等国实际存在的政治状况,有人称它们为共和政体,但作者指出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他写道:“这就表明这个术语在政治论文中应用得极不确切”(邵先生的说法与这个“极不确切”的应用有关——笔者注)。作者继续写道:“我们可以给共和国下个定义,或者至少把这个名称给予这样的政府:它从大部分人民那里直接、间接地得到一切权力,并由某些自愿任职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其忠实履行职责期间进行管理。对于这样一个政府来说,必要条件是:它是来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部分人,或者社会上某个幸运阶级。”后来又写到:“这个制度的共和特色如果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那么最明确的证明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下面都禁止贵族头衔。”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在美国,所谓共和,系指多数的和平统治而言。多数,经过彼此认识和使人们承认自己的存在以后,就成为一切权力的源泉。但是,多数本身不是无限权威。”
   
   正像汉密尔顿说的,把“共和”说成“君主、贵族及平民三方在政治上共事”,没有对应的事实,是“极不确切”的,他说的“共和”就是“代议制”。托克维尔所说的“共和”就是“多数作为一切权力的源泉”,其涵义与汉密尔顿相同。在我看来,这两位著名人物的说法确切而清楚。邵先生也说到“现代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既然如此,那么他应该同意“民主”与“共和”两个概念有很大的重合,但是,它又说“民主和共和是两个概念,是不能通用的”,后来却又说:“民主和共和延误了中国一个世纪”,一会儿“不能通用”,一会儿又“难分难解”,明显地让人觉得混乱。邵先生还提到“共和始必以共产终。这是20世纪最深刻的见解。”把“共和”跟“共产”连通,更让人摸不清他的思路。邵先生十分看重“观念”,可是他有关民主和共和的“观念”却模糊不清,显得混乱,令人遗憾。
   
   三,关于宪政
   
   邵先生说只有“宪政”可以反专制,可是,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到一句话来说清楚“什么是宪政”,他写了“什么叫民主”和“什么叫共和”,就是没有正面提到“什么叫宪政”。不过从下面几段话里,或许可以看出一点意思,他写道:“辛亥革命前有清末十二年,其间发生了伟大的宪政运动”,又写道:“清末虽然专制,但有宪政因素,正如北洋和国民党都专制,但都有宪政因素。可是每一次革命,都使宪政遭受很大冲击。于是它一而衰,再而竭,最后终于一蹶不振,彻底躺倒。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他还写道:“现代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议会民主在北洋时代是有的。”由此看来,邵先生认为清朝、北洋、国民党都有“宪政运动”或“宪政因素”,到共产党时代则衰竭而尽。那么,他所谓的“宪政运动”或“宪政因素”指的是什么?从他的文章看来,是指“制定宪法”和“成立议会”,可是,共产党时代也制定宪法、也有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啊,按照邵先生的逻辑,应该同样肯定共产党时代也有“宪政因素”啊,为什么邵先生又违背自己的逻辑,说“宪政因素”今天已经衰竭而尽?前后不一致,逻辑被搞乱,人们搞不清楚邵建说的“宪政因素”究竟指什么,因而,也搞不清楚他认为的“宪政”究竟是什么。
   
   我在“现代政治的两大成果——民主与宪法政治”一文中提到,目前许多文章对于“宪政”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宪政就是宪法政治,指以宪法为准绳的政治,一种认为宪政是指“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的政治体制或制度,我认为后一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宪法内容不只是“限制政府权力”,还有“赋予政府权力”,“限制政府权力”和“赋予政府权力”的目的都应该是“保护人民权利”。仅仅强调“限制政府权力”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主张、主义和愿望,但它不能构成一套完整的政治规范。下面摘引美国历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总统说的话,也许有助于这里的讨论。
   
   这段话引自“老钱”的文章《美国往事----美洲雄狮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是美国二十世纪改革理论的奠基人,他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威尔逊(当时任美国总统)的不切实际的改革理论。威尔逊曾扬言:‘自由的历史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扩大政府权力的历史。’罗斯福说:‘这是一种过时了的学院式理论,凡是在实际生活有经验的人早已舍弃了这一理论,它仅仅是四分之一世纪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放任主义而已。它只能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中行之有效,如十八世纪的美国。当时还没有富尔敦(Robert Fulton)、莫尔斯(Samuel Finley Morse)和爱迪生。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有了高度组织化的工业,有了铁路网、电报、电话等等。如果把该理论用于今日之美国,这只能意味着拒绝做出任何努力以改进我们的社会条件和工业条件。’罗斯福还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威尔逊先生的话也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在政府的权力完全操纵在国王手中而人民没有一点权力的时候,才能说自由的历史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但今天美国的政府权力在人民手中,今天享受特权的国王是谁呢?他们是金融国王和企业国王们。正是他们在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而人民需要的是扩大政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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