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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二周年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二周年

   
   
   金光鸿律师
   
   
   共产主义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
   
   ---题记
   
   
   胡适先生在民国八年七月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说: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民国八年七月,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七月, 胡适先生在其《多少》一文中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 到二零一三年七月,时间过去了整整九十四年,我看现在的舆论界不是“大”危险,而是“太”危险,危险之“极”!
   
   
   胡适先生当年面临的情况还只是当时的“舆论界”“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的“舆论界”面临的情况则是中科院何祚庥院士在其《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法轮功》给法轮功戴的一顶帽子“以理杀人”。
   
   
   我们看到真实的情况是,法轮功高深的法理和功法的健身奇效救人无数,即使面临中共的严酷打压的威胁,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仍然有不少人走入法轮功修炼。
   
   
   而真正“以理杀人”的是中共历任领袖及其中共的追随者们。
   
   
   请看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最后一段是如何说的: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相信,马克思的几十本大部头的原著,毛泽东没读过,邓小平也没读过,江泽民更没读过,但《共产党宣言》他们一定都读过,这本小册子,严格地说是一篇文章,翻译成中文也才一万多字,其核心是宣扬暴力革命的理论,被毛泽东吸收利用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恐怖,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邪恶手段都可以采用,而且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请看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是如何说的,他说“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确立的“理”,是他一辈子都奉行始终的,也是中共继任各届党魁及其追随者们奉为圭臬的:
   
   
   其一, 为了“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什么是“恶意批评”?没有客观标准,只要被批评的人主观地认为是“恶意”,就是恶意了。谁是反革命派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随意定义的,一九四九年以前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是反革命派,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地主、工商业资本家、知识分子、有独立见解的中国人甚至包括中共党员、大学生、法轮功学员、访民、维权律师、弱势群体、地下宗教、异风人士、网络领袖,按毛泽东的理论,为了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同样,为了建立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绝对权力,中共成立九十二年来,无不如此。
   
   
   其二,就其使用的手段而言,“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枉者,不直也、屈也,“矫枉必须过正”,一“过”正岂不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岂不又是“枉”了?这也没达到“矫枉”的目的啊,所以“矫枉必须过正”是极端的,是歪理邪说,下半句毛泽东说“不过正不能矫枉”,猛一看,你还真不知这句话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读的书也不算少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种说法,“正不能矫枉”,就是说“正”的手段不能“矫枉”,既然“正”的手段不能“矫枉”,那就是只好用“奇”的手段,或者用“邪”的手段来矫枉了。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以“奇”用兵,以“奇”治人,以“奇”治国,甚或以“邪”用兵,以“邪”治人,以“邪”治国!
   
   
   通俗地讲,就是为了建立绝对权力,必须制造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而为了制造恐怖现象,什么邪恶手段都可以采用,而且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个理的直接来源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这个理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一直奉行至今的,详见《九评共产党》,这里仅举几例:
   
   
   “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九评共产党》
   
   
   《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第11章第88页,冯科引用了毛泽东的如下一段话:. “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另一半人吃饱。”
   毛泽东这个理,导致四千多万和平居民活活饿死,中共也没有用战备粮来救人。
   
   
   邓小平曾说,“如果杀20万学生可以使中国保持一百年稳定,我就杀。”(引自《华尔街日报》2004年8月24日社论)
   邓小平这个理,导致中共军队血洗北京城,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个谜。
   
   
   “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该清醒了!”《江泽民同志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1999年4月25日
   江泽民这个理,导致整个一个近亿人的法轮功修炼群体惨遭“灭绝”,非法拘禁、绑架、酷刑转化、监禁直至活摘法轮功器官,无所不用其极,据2013年6月27日美国国会“281决议”:“鉴于,鉴于研究者和记者古特曼(Ethan Gutmann)估计,大约有6万5千名法轮功学员可能在2000年至2008年之间被强摘器官而死。他还估计,有少数的其它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可能也被强摘器官”
   
   
   这些罪恶全部都是假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其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确立的一个理:为了“建立绝对权力”,“必须”不许人“恶意批评”,必须在短时期内造成一个“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正不能矫枉”,通俗地讲,就是为了“建立绝对权力”,必须不许人批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制造恐怖现象,任何邪恶的手段都可以用,没有底线!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追随者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包括御用文人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挖空心思地创造出了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主义”,并用这些“主义”去杀人诛心:
   
   
   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是左倾冒险主义,张国涛是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毛泽东在井冈山杀AB团用的是反地方主义的口号,在延安整风是假新民民主义革命的名义,用的是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形式主义的口号,并且上升到亡党亡国的 “高度”--这个高度也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借口!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求生存,在国内打的是民族主义的牌,在国际上打的是国际主义的牌,在国共内战期间,打的是反帝国主义的牌,反独裁主义的牌。
   
   
   一九四九年占领大陆后,用所谓的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三座大山来愚弄中国老百姓。然后假新民主义革命的名义,用反封建主义的口号剥夺农村土地所有者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假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剥夺城市工商业主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用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的名义,把中国的年青人送到朝鲜、中苏边境、中越边境去当炮灰,“反右运动的实质:主义君临一切 知识被主义所奴役”(熊培云文)。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九年镇压学生运动,借口是学生“以悼念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一九九九年镇压法轮功,借口是“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中国为什么落后?中国人为什么素质低,是因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习今上提出要“依法治国”,要搞宪政,舆论界又出现什么“社会主义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之争,代表人之一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宪法学教授秦前红先生。
   
   
   中共党魁以主义杀人,学界和民间则推波助澜:
   
   
   毛朝有郭沫若之流的马屁文人,邓小平镇压学生,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海内外追随中共的都认为“大陆今日的经济成就,归功于邓小平的六四镇压。”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学界有何祚庥之流,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普通老百姓呢!我耳闻目睹地也不少了,仅举几例:
   
   
   谈到毛泽东为什么用恐怖手段来统治中国,有人就说,他没有办法,那时美国封锁,换了我是毛泽东,要巩固政权也会这么做。
   
   
   谈到邓小平为什么机枪坦克镇压学生运动,有人就说,中国不能乱,要再来一次文革怎么办,换了我是邓小平,我也会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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