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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

   
   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20日 纽约时报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应被视为一类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中国的数据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显得更不真实。此外,由于中国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制,国家规模庞大,与任何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难弄明白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国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各种答案引来激烈争论。但对我来说,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其中很多都是国企。
   
   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为当前的一句术语。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
   
   越来越明显,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政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至关重要,根据市场价值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略大,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算很大。在平常时期,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世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平常时期: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回贷款,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感到在坐过山车。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但我们的情况也没有改善。
   
   翻译:许欣
(2013/07/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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