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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也可能是邪恶的——兼论健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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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也可能是邪恶的——兼论健全的自由
   
     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多年来却被无数的专家学者搞成一个个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伪概念,在徒然地消耗众多的智力和时间的同时,搞乱了无数正常的思维。其实从常识出发早该知道: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为所欲为。
     很明显,为所欲为是一个贬义词,带有荒唐和妄为之意,难道自由是贬义的吗?是的,绝对的自由就是贬义,它就意味着荒唐和妄为。绝对的为所欲为,必然对自己、他人或环境造成伤害,因此绝对的为所欲为是不可能的,即便这地球上只有一个人,他(她)也不可能绝对为所欲为,因为他(她)必须适应环境、趋利避害才能生存。自由的程度也就是为所欲为的程度,因此自由的程度总是有限的。
   


     为了维持一个社会,自由更需要受限制,个人和社会只能拥有一定的自由度。那么,自由度应该以多少为适宜?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应该被专政,他们不仅不配有自由,连生命都不配拥有。这种理论的实践所造成的浩劫,全世界已经有目共睹了,在消灭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后,专政的大捧也就不可避免地抡向了“人民”和“同志”,其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匍匐在共产独裁者的脚下,享受贫穷和恐怖的“自由度”。
   
     如今早已官僚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南海伪共法西斯集团认为:适宜的自由度,就是忍受官僚买办大资本家及其附庸残酷剥削、残酷压榨、无耻欺骗——强制拆迁、强制征地、强制计生、强制...虚高房价、恶性通胀、流氓改制等等暴政不许异议、不许罢工、不许上访、不许上街、不许结社...的自由度!据说,这是“爱国主义”的自由度,这是“社会自由度主义”的自由度。
   
     以上这两种自由度,由于程度低下已经突破了人类的底线,因此被钉上了人类的耻辱柱。
   
     但另有一种残酷的自由度,现在仍冠冕堂皇、(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大行其道,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们所主张的“高度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就是彻底的市场化——一切私营私有:以合同自由的名义,不要最低工资标准,放手老板自由榨取,放手老板自由解雇员工;以创业自由的弱势群体的名义,放纵资本家污染环境、规避社会责任、损害社会公德;以保护经营自由、经济自由的名义,限制和打压工会、镇压工人罢工;以限制政府提高社会自由的名义——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抛掉社会福利、规避政府帮扶弱势群体的社会职责......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里有一大奇怪的现象,一旦损害到富人的利益时,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积极作为;而一旦损害到弱势群体利益时,这个政府则睁眼闭眼。比如工会施压、工人罢工时,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立即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特警防暴队狼犬严阵以待,新自由主义的模范首相撒切尔更是出动骑警,以骑兵集团冲锋的方式一举击溃数万罢工工人...为了“维稳”,撒切尔甚至不惜动用反间谍反恐的军情五处对本国工会进行监控...而一旦劳工阶层、弱势群体求助时,政府就疏于作为了呢?非但如此,还变本加厉地砍掉劳工阶层的福利、废除扶助穷人的经租房、把弱势群体不管老弱病残是死是活,统统推向社会、抛向市场!
   
     对此,新自由主义者们振振有词地说:帮助穷人不是政府的责任!这就怪了,为什么你们帮着资本家压制工会、镇压工人那么积极?难道帮助富人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难道只是帮助富人?
     对此,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满脸无辜地说:这种极右的做法是过火了,但这不是自由的错,而是自由不充分的罪错。
     说错了!以上恰恰是自由主义——对自由顶礼膜拜的必然结果,自由天生就是有利于强者而抛弃弱者的,对自由的顶礼膜拜必然会衍生新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恰恰更加充分的自由社会,他们还嫌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张拖泥带水,不够自由。
     为什么自由的属性,天生有利于强者而抛弃弱者?由自由的常识可知:原始的自由,就是丛林的自由,原始的自由状态,就是丛林状态,也就是弱肉强食;由于此种自由对弱者赤裸裸地践踏,而不可能有公正可言;因此原始的自由,是一边倒有利于强者的,它完全建立在牺牲弱者的基础上,而没有对弱者的保护,就没有公正和道德,因此原始的自由是没有公正和道德可言的。
     许多原始部落抓住俘虏就吃人肉,就因为他们处于原始的自由状态中,还没有保护弱者的概念;满洲人破一城屠一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因为他们是还处于原始自由竞争状态的野蛮人。
   
     最自由的状态就是原始的自由状态,但因为没有公正和道德,原始的自由是邪恶的自由。因为邪恶和破坏巨大,在现代社会中推行原始自由是不可能的,只是从绝对量上说,越高度的自由,越接近原始的自由;但是自由度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必然损害他人、社会和环境,而新自由主义者就主张尽可能地放纵这种自由——主张政府尽量不要干预,让强者自由地支配弱者、剥削弱者、淘汰弱者,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解一切...据说这最有利于繁荣、最有利于进步。
     正因为对自由的顶礼膜拜,所以新自由主义者们否认生存权也是人权,因为对弱者生存权的保护,必然要牺牲强者部分的自由——对其剥削的自由、解雇的自由、污染的自由、避责(如逃税、逃避补偿等)的自由、缺德的自由...作出限制,这就与他们顶礼膜拜的自由相抵触了。
     因此,新老自由主义都是为资产阶级张目的意识形态,区别在于新自由主义更偏向大资产阶级;新老自由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倒不是说:哈耶克、弗里德曼、撒切尔、皮诺切特等人收了大资本家的钱,而是因为他们所持的理念,令他们一边倒地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由于无视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权,所以新自由主义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不得人心:撒切尔一伙之所以在英国一时得势,几乎完全仰赖马岛战争战胜所获取的民族主义光环,否则她早就垮台了;皮诺切特虽然高举反苏反共的幌子,但仍然不得人心,否则他根本无须政变上台,也根本无须以屠杀和镇压来推行他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于里根时期在美国看似成功一时,是因为美国发达且地大物博,人民生存比较容易,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个条件,而且很重要的是:里根也并未如皮诺切特那样推行彻底的新自由主义,他推行的仍然是打了折扣的、带有一些社民性质的新自由主义,否则,选民的选票早把他轰下台了,撒切尔就因此垮了台;但是皮诺切特、李光耀、苏哈托、邓小平、朱镕基等独裁者就没有这种担心,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不怕得罪广大劳工。
     从这里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在专制独裁国家,要比在宪政民主国家更容易得到推行,因为宪政民主是一套保障社会各阶层讨价还价的公平机制,无视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权的新自由主义,很难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这也就是说:与新自由主义更投合的,不是宪政民主政治,而是专制独裁政治,因为这个原因,嘴上高唱自由民主人权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内心对邓小平、李光耀、苏哈托、皮诺切特等右派独裁者是出奇地宽容、甚至出奇地欣赏和羡慕...(这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左派专制和右派专制分行双重标准政策的根源)撒切尔就非常羡慕皮诺切特有独裁铁腕权,可以力大刀阔斧地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哀叹英国的宪政民主传统束缚了她的手脚。
   
     由此可以可以窥见新老自由主义反宪政民主的一面:自由主义表面上高扬宪政民主旗帜,但因为它顶礼膜拜的是自由,所以一旦宪政民主对自由(具体表现为资产者的贪欲)造成了限制,自由主义者就有可能撕下“普世价值”的面纱,气急败坏地暴露出反宪政的嘴脸,皮诺切特的政变就是典型。马克思主义者在厉行反人类阶级灭绝时,打出的是解放全人类的幌子,新自由主义者在反宪政民主时,则往往打出“反苏反共”、“保卫自由”的幌子,其无耻比马克思主义者不遑多让。顽固冷酷的极右分子撒切尔慑于英国强大的政治传统,自然不敢发动政变,但为了镇压劳工阶层的反抗,打了许多“擦边球”,八十年代撒切尔政府通过的8条打击工会的法案,就有违宪之嫌。
     综上可以得出:自由并非万能,更非圣洁无瑕。为了鼓励强者,促进繁荣进步,社会应有充分的自由,但一个社会的自由度之多,不能突破保护弱者这一底线。马克思主义当权者以极权专政手段,把自由连同人权一锅端,新自由主义者则一般采取经济吞噬的方法,以压迫生存权虚化劳工阶层人权的手段,以达到大资产阶级垄断和操控社会的目的。
     弱肉强食的自由,就是邪恶的自由;以保护弱者为底线的自由,才是健全的自由;由此出发,承认生存权是基本人权的“普世价值”,才是真普世价值。以此看,社会民主党是最具健全自由理念的政党、最接近“普世价值”的政党,自由主义政党都是不同程度的伪普世价值政党,而极端虚伪的新自由主义党,骨子里是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党。
   
   中国社民党副秘书长、文宣部部长 曾节明 写于2013年六月十四日下午于初夏纽约州
(2013/06/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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