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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与公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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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自由与公正的关系
   
     许多右派人士都信信然地以为:自由本身包含有人权,因此自由必然意味着公正,甚至以自由为正义之源。这实在是流毒深远的偏颇之见。
     就如同民主并不包含人权、甚至有可能危害人权一样(如“文革”式的多数人暴政),自由本身也不包含人权、甚至有可能危害人权。作为一个常识而不一个抽象的概念,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地行事,即意味着随心所欲地追逐自己的利益,而个人的奋斗,在诸多情况下,会对他人、社会、环境造成损害,因此自由就包含着对他人、社会、环境的损害,因此,自由就具有反人权的可能。
     自由有利于强者,却天然地抛弃弱者,因为自由本来就是是一种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而公正,意味着对弱者基本权利的保护:不能因为你战胜了,就可以杀戮俘虏或屠城;不能因为你自由竞争获胜,就可以把穷人推落水深火热......


   
     一个缺乏对弱者保护的绝对自由社会,必然是一个个人之间激烈竞争的社会,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少数强者(优秀者或不择手段却逃过制裁的狡猾者)胜出,大部分社会成员处于受支配的劣势地位。由于人性是自私的,所以自由竞争产生的少数优胜者(大资本家)天生是贪婪的、不负责任的,他们本能地追求一种高度自由的制度,它以政府尽量少监管(即右派所谓“小政府,大社会”)为标志,它可以放任他们自由地压低工人工资、自由地污染环境、自由地规避社会责任、自由地无视社会道德、自由转移产业到海外穷国以获取廉价劳力、避税...于是乎放任大资本家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由于资产者的贪欲受到放纵,政府又从诸多社会领域退出成为“小政府”,这种高度自由的社会,必然产生严重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它必然是一个弱势群体整体受到抛弃的社会,众多老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一个穷人生了病、或遭了祸,却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极右派的座右铭是“政府没有责任帮助穷人”),就只能自由地流落街头等死(官僚买办资本专政下的中国,连流落街头的自由都没有,被安之以“影响市容”的罪名)。
   
     可见,在(新自由主义者极力主张的)这种绝对的自由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是得不到保障的,生存权也是人权,并且是最基本的人权,但新自由主义者却不承认这一点。
   
     以新自由主义分子为代表的极右派咋咋呼呼地说:生存权是经济权利,不属于人权范畴!这就怪了,一个人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保障,还奢谈什么人权呢?由此可以看出,极右派与中南海的伪共法西斯集团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中南海宣称:人权就是生存权!把人权矮化为动物权;极右分子则在生存权虚无(不承认生存权是人权之一)的基础上高谈阔论“普世价值”,暴露了他们极端自私和伪善的嘴脸。就好象人家没饭吃求他们开恩,他们道貌岸然地斥曰:“还要什么面包,老子们不是已经给了你们充分的自由了吗!”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自由地喝西北风去吧!
   
     在新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自由社会,由于一切都彻底地市场化,穷人寸步难行,穷人的子女再有天份,也必然因为家贫而得不到应有的栽培,甚至得不到基本的教育。这是一种非常不公正的悲惨现象,也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浪费。
     由自由的丛林法则属性可知:一个放任的自由社会,必然是一个黑社会猖獗、治安恶劣的社会,因为丛林法则鼓励不择手段。在这种社会中富人有能量保卫自己,而穷人,则可能婴儿食品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在高度市场化的自由社会中,金钱的能量得到高度释放,因此大资本家容易通过资本的能量影响国家和社会舆论,扶持其代理人上台,制定牺牲其他阶层的利己政策,以自由的名义,剥削和压榨大多数国民;狗急时,他们不惜发动政变废除民主取消宪政,以“保卫自由”的名义,赤裸裸地厉行极右派专制独裁统治,必要时不惜杀人盈城,智利皮诺切特上台及其统治就是典型。这就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反人权属性。
   
     综上所述,自由并非意味着公正,要想获得公正,必要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对自由施加一定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已经证明:为了弱者而取消自由是完全荒谬的,这必然造成普遍的贫穷、恐怖和社会发展停滞;而为了强者而放纵自由也是不可取的,这必然造成一个两极极端分化、燃烧着仇恨的人间地狱。由此可以看出社民主义的无比优越性,它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在自由与公正之间寻取平衡,既鼓励强者、又保护弱者。
   
   中国社民党副秘书长、文宣部部长 曾节明 写于2013年六月十三日于夏雨纽约凉州
(2013/06/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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