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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节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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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节记事
   
     六月二十一日晚,又是一个不如意的周末,焦虑和烦闷间,忽然收到德裔朋友克里斯托佛发来的短信,说:今天是本地的波兰节,有啤酒、美食、音乐和FUN!他邀我出来放松放松。正好闲得无聊,而且有工作上的事情要求助他,于是驱车前往DOWNTOWN。
     到了DOWNTOWN,远远之见广场上熙熙攘攘,周围搭有许多白色的帐篷,广场内表演正酣,各处停车位早停满了,七绕八拐到一英里外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再步行二十分钟赴目的地。  因为纬度较高地气较寒的缘故,这几天白天已是夏阳蒸蒸,晚上却凉风习习,如夏夜桂林龙胜的山涧般凉爽。河边风大的地方,还有些微寒袭面,有些当年柳宗元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遽”之感。
    穿过广场周遭的帐篷,那美国式的帐篷别出心裁地设计有窗户,敞篷内的人视野大为开阔,反映出美国人实用主义的设计天赋;帐篷里兜售啤酒、饮料和美国垃圾食品;广场里多个舞台上在表演摇滚乐和舞蹈,虽是波兰节,却感受不到多少波兰民族风味。


     向一个戴着眼镜、白领气质般的中年白女人礼貌地问路,不料这挽着男人胳膊的瘦俏的女人打量了我一眼,既没有放慢脚步,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擦肩过后,向那男人嘀咕着什么;幸好我已经习惯了许多美国白女人的此种态度。问了一个义工模样的中年白男后,终于找到目的地,那是距广场两个街区外的一家迪吧。
     克里斯托弗(以下简称克里斯)以德国式的守时作风,早就发了短信责备我的迟到。我解释说,我没有经验,没料到停车的困难,下不为例。他仍然板起面孔不依不饶地说:“You are not organized。”这就是德国式的刻板。他的话总是难听,神情也经常是严肃的,但却是把我当朋友的唯一白人同事。他之所以把我当朋友,大概是因为:
     我对德国的了解比他还多,而且能够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在一些哲学话题上侃出一些道道来,而他对这些话题非常感兴趣;还有可能就是性格,他曾经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以前我感觉得意,现在则感到痛苦。
     克里斯的家庭好象来自汉堡,我很奇怪他爷爷为何要从西德移民到美国,如果当年斯大林成功地实现了“划江而治”的话,我就决不会来美国。对中共夺江山客观上帮助最大的,其实不是苏联,而是日本和美国。
     克里斯曾经饶有兴趣地与我聊起“二战”的话题。我告诉他:把德国贬得一无是处那是宣传,因为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正的历史可能会还原;纳粹以屠杀手段解决犹太人,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把一切罪责归到纳粹头上、甚至归到希特勒一个人头上,是很不公正的,纳粹在德国上台,是英国和法国在“一战”后残酷宰割、压榨和欺凌德国引发的反弹。我问他:党卫军是杀人犯,但那些在“轰炸运动”故意轰炸德国平民的英国飞行员,就不是杀人犯吗?文化古城德累斯顿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既没有军工厂也没有驻军,但却在1945年二月,被英国皇家空军从地球抹去了,德累斯顿废墟面积是伦敦废墟面积的七倍,十多万平民(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青壮年男人都充了军)死于非命,此种谋杀与党卫军谋杀犹太人,有什么区别呢?
     我告诉他:美国和英国并不是正义的化身:英国对德宣战是为了维护英帝国的既得利益,美国参战也是为了国家利益,都与解救犹太人无关。不然,为什么1939年之前六年,他们对迫害犹太人视而不见?而且英美自己也排斥犹太人。
     难道纳粹还做过好事吗?克里斯问;我说:当然做过,他们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拯救了德国经济;他们还给予中国非常多的帮助:1937年以前,德国大力援助中国蒋介石政府剿共和军事现代化,比后来美国政府给予的援助多得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果不是日本入侵和欧战爆发,德国援助能够继续的话,中国的共产党武装早就被剿灭了,我也不用跑来美国;如果没有德国的军事现代化援助,中国在单独对日作战的四年中根本熬不过来,早就被日本灭亡。1944年入缅甸对日军作战中国军队,许多部队戴的还是德国钢盔。纳粹党员拉贝救了许多中国人:1937年,日本军队在中国首都南京进行大屠杀,德国大使馆拯救数千中国人的生命。这样的帮助,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可惜中国人在共产党政府和亲美英的知识精英的双重欺骗下,许多人不了解这个真相......
     对于我这些大逆不道的“反美”言论,克里斯不仅没有反感,还听得入了港,他说他爷爷也说过类似的故事,但没有我讲得详细。
   
     当晚那家迪吧,生意火爆,那轰隆隆的迪斯科音乐,比机加工车间还嘈杂。酒吧中间环绕着高脚钢转椅的柜台后面,身着黑细条背心工作装的女服务员一边倒酒、调酒,一边随着劲爆的节奏扭动着腰臀;一个苗条可人的白人女服务生,肌肤在黑背心的映衬下欺霜赛雪,戴着紫“宝石”项链的玉颈下面,一对火山锥傲然挺立,似乎其蕴藏的岩浆都要喷薄而出...她的年龄一定在二十岁以下,因为托可乐和垃圾食品的福,二十岁以上的美国白女,发福者十之八九。
     在机加工般的环境中,每个谈话者都不得不吼叫。克里斯说:这种吼叫式的谈话有助于减压,我深不以为然,我说:这种升高血压的环境,只能暂时麻醉自己,烦恼仍然在那里,并没有减少一盎司。
     克里斯来这里之前,刚与妻子吵了架,他说:他老婆在家里成天抱怨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都快崩溃了;我说,我老婆还不是一样?许多结了婚的女人都这样,这是她们关心你的习惯方式,如果她们不再唠叨了,反倒危险了,“冷战”,往往是离婚的前兆。
     克里斯说,她老婆很害怕他跟了别的女人,每次他一个人外出,回来后都问许多问题;我祝贺他说,这说明她很在乎你,如果有一天她不问了,你的婚姻就危险了。这时我问他:“你不想找一个女孩跳舞吗?”“不”,他说:“I have been married, that makes me feel guilty”。
     克里斯说,他常被他人的过错气得睡不着觉,因此时常觉得压力很大。我劝他大可不必,因为恼恨是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除非对方故意坑害和侮辱你,否则一律不必计较。
     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迪吧的光线变暗了,音箱放得更大了,在球形旋转镁光灯闪耀下,人们开始跳舞,男男女女开始乱摸起来,我指着这场景说:按伊朗的标准,这种场所就是邪恶场所。
     “哈哈,这是在美国,伊朗见鬼去吧!”克里斯说。
     “但是伊朗也不能完全否定呀,你不是强烈反对同性恋、堕胎、性乱交吗?这些在伊朗是严厉禁止的。”
     “哦?”
     “只不过同性恋者在伊朗得上绞架,这又是一种不正常了。”
     “那太过分了!”克里斯说。
     随着那轰隆隆的滚石音乐,群魔乱舞起来,天花板就要塌下来了。谈话实在无法继续,我们只好到外面去瞎逛。克里斯以他事先的直率承诺,帮我买了单,因为他知道我是个穷鬼;他还以玩扑克般的工整手风,抽出四五美元压在桌上,作为女服务生的小费。
     街上晃荡荡地满是不同程度喝醉的男女,他们怕热得要命,连凉爽如桂林五月初夜间的气温中,也恨不得光着膀子,一个喝醉的丰满白女人,大大咧咧地坐在门口的地上打手机,隐私毕露。几个黑人跨上摩托车,爆出阵阵撕裂床单般的逆耳噪音,招摇而去。迎面一个喝得大醉的白人青年,恶狠狠地推了同样喝醉了的同伴一把,那样子好象就要打起来了...到处是黑白相间的美国警车,衣着深蓝的警察荷枪实弹,虎视眈眈,似乎这里已经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克里斯告诉我:现在是暴力案件的高危期,几乎每个周末,这里都出事。
     在一个街区的拐角处,我见到了滑稽的一幕:紧邻着警车,四个基督教组织的义工举着木头十字架,别着耳麦扬声器,手捧圣经,喋喋不休地向着街上的行人和群群醉鬼宣讲教义,有一群醉醺醺的年轻男女昂然而来,向宣讲者耸着肩膀、做着不屑的手势,扬长而去,但宣教者不为所动继续宣讲......
     走在人行道上,迎面而来的许多白人靓女投射来热辣辣的深深目光,那目光,都投向了金发碧眼、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的克里斯,但克里斯不为所动,他是一个典型的德国绅士。
     除了乞丐和宗教义工,没有人注意我这个黄种人。
   
     曾节明 补记于2013年六月二十三日
   
   
     
(2013/06/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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