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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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个中国和澳洲老师

   老师,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者。在我的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位老师。第一个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她写的一手好字,无论瘦金体还是柳体,无论魏碑还是草书,皆章法有致,力透纸背。她的字,率性中带着刚柔,随意中带着流畅,让人看了叹为观止。她在学生作业本上的批笔,成了学生争相临摹的范本。除了书法,她还有一付好嗓子。听她朗读课文,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抑扬顿挫中的情感交叠,跌宕起伏中的喜怒唏嘘,叩开学生懵懂的心灵之窗。在剖析课文时,除了丝丝入扣的分析,她还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翻开华丽的袍子,让虱子公诸于学生。三年大饥荒时,冰心写了《小桔灯》这篇著名的阿谀文。在朗读这篇御用文时,我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老师嘴角那一丝讥讽之意。她在点评此文时,不谈官方的溢美之词,而着重强调此文出笼的时间,阐述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含蓄地否定了此文。在辅导官方指定的范文时,她不是照本宣科,也拒绝填鸭式的倒灌。她倡导学生的独立思考,在思考中反刍,在思索中反省。她动情地说,语文课除了学习语法和写作技巧,还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高度。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什么叫’安身立命’;很多年后,尤其在她惨遭迫害后,她却走了一条与‘安身立命’背道而驶的路。鉴于她独特的教育方法,语文课成了同学最喜欢上的课。班长有一次高烧请假,居然在上语文课时,冒着大雨赶到教室。文革开始了,我们被迫离开教室,走向批斗会场。当一串串牛鬼蛇神押上来时,赫然入目的领头者,竟然就是她。五花大绑的她,头上戴着一顶又尖又高的帽子,仿佛整个教堂的重量,全都压在她头上。一个红卫兵小将攥住一把大号剪刀跳上台。他,就是带病冒雨前来上课的班长。“我中毒太深,今天是来消毒的。”班长一把拽住老师的头发,就朝地上摁。看到这,我猛地捂上眼睛。会后我走进厕所,突然尖叫一声:一个半人半兽者直挺挺地站在门口。她身上一半是黑,黑的是墨汁;一半是红,红的是鲜血。她半边头发被剪,露出白茬茬的头皮,半边头发凌乱地竖起,犹如一面幡。此刻,墨汁和鲜血,一滴滴地从她的头上脸上淌下,活脱脱一个《聊斋》里的女鬼。我惊恐地看着她,她也惊骇地看着我,眸子里海一样深的绝望,如闪电击中我。五秒钟后,我尖叫一声冲出厕所。10年后,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在医院。她患了脑瘤,这是文革中被殴留下的祸根。她躺在床上,清澈的眼睛,枯槁成二个黑窟窿;二颊深深地凹进,比唐吉柯德还消瘦。医生检查了她的瞳孔后,摇摇头走了。她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却挺起身子,死死地看着门外。她母亲含着眼泪对她说:“该来送你的全都来了,你就安心走吧。”但是,她还是挣扎着喘息着,死死地凝视着门外。她在等什么?她在看什么?是她因文革而夭折的爱情?还是她从未孕育过的儿女?走廊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男人夹着一个公文包出现。她一挺身,居然坐起来了。“贺喜你—党组织终于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来人伸出手,握住她嶙嶙如骨的手。黑窟窿里,猝地跳出二朵诡谲的火星。火星闪烁了几下,终于熄灭。一颗豆大的泪珠,缓缓地从黑窟窿里流出,顺着她凹陷的脸颊朝下流。当泪珠走到一半时,她闭上了眼。她走了,带着那颗还没干涸的泪水,走了。她直到死都没明白,是谁害死了她?开追悼会时,组织上倒也没有愧对那颗眼泪,给予她高度的评价:“朱老师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她把她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她是所有教师的楷模。”听到‘楷模’这二个字时,我打了个冷颤。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我读财务大专时的语文老师。他写的字,横不平,竖不直,撇不润,捺不锋,怎么看都是一群小蝌蚪在抢食吃。他读文章时,急急巴巴磕磕绊绊,破句断句相继出场。再加上一口不伦不类的杂腔乱调,实在让人叹为观止。要是仅止于这,充其量也就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问题是此公还有三大嗜好,就如写小说的三大要素。第一个要素,上课的开场白,就是畅谈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形势大好,歌颂伟光正的正光伟。他恒定不变的开场白,让我以为我是在党校上课。第二个要素,就是宣传他发表在党报上的那些马屁文章,哪怕这些文章只有巴掌大。他小心地掏出皱巴巴的豆腐干,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他龇着牙咧着嘴,摇头晃脑地读着,嚼着,咂巴着,大有食髓知味的酣畅淋漓。第三个要素,就是推销他三姑六婆干的营生。今天推销价高物孬的墓地,明天推销无人问津的彩票,后天推销人见人厌的‘东方红’演出票。他掏出一叠叠小广告,分类地阐述,分批地介绍,分段地推销。唾沫四溅,不遗余力,整一个蹩脚而猥琐的二道贩子。那年,国庆节快到了。党豢养的媒体加大了新一轮的恬噪与吠吠。他也高举三个代表的旗帜,与时俱进地参与了吠吠扬扬。有一次,他仿照李清照的《声声慢》,拉长语调无限深情地朗诵着:“伟大的舵手邓小平,您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忍无可忍的我站起来大声嚷着:“‘猫理论’专家邓小平,你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总设计师……”时,他惊骇的倒退二步,架着的眼镜差点滑到了地上。他惊愕地看着我,急急巴巴地说:“你的……思想很危险,这样下去你会坐牢的。”“不胜荣幸--我已经坐过共产党的大牢。”说着,我拿着书包摔门而去。

   我的第三个老师,就是我到澳洲后的英文老师。她是一个年过半百却充满了活力的老太太。一进教室,她就拥着我们拍几张集体照,接着介绍了她个人情况和家庭情况。老孩童般的坦率,孩子气般的纯真,让教室里充满了欢乐。 上课了,为了一个正确的发音,她张开嘴,伸出舌,反复让同学观看舌尖抵住牙齿时的各种发音方法。为了纠正同学们的发音,她不是站在讲台上教,而是来到同学们的桌前,一个个地讲述,一个个地示范,一个个地倾听;她俯下身,张开嘴,伸出舌,讲述,示范,倾听,再讲述,再示范,再倾听。为了减少身体的重量,她的手肘撑住桌子,一颗颗的汗珠,从她斑白的鬓角渗透出来。喝咖啡的时间结束后,她像个圣诞老人,端着一盒礼物进来。打开纸盒,哇!满满一盒金黄色--如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如梵高画里热烈绽放的向日葵。她把金黄色的橡皮,天女散花般,逐一扔进学生们的怀里。学生嚷着,叫着,笑着,跳着,接受老师的馈赠--—这是一块橡皮,又是一颗仁爱之心。快下课时,她放了一段电脑里的视频,那是一个澳洲的盲人歌手,弹着吉在歌唱。他歌唱澳大利亚丰饶的土地,他歌唱澳大利亚人民的善良。他歌唱澳洲的精髓是公平,他歌唱澳洲的标杆是仁爱;他歌唱多元文化的灿烂,他歌唱众多民族的和谐。他的歌声,发至肺腑,他的笑容,发至肺腑;一旁的听众和着他一起歌唱,讴歌自由,讴歌平等,讴歌社会对残疾人的尊重,讴歌残疾人对社会的贡献。视频里在歌唱,教室里也在歌唱--老师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她在歌唱,我在歌唱,同学在歌唱,视频里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教室里也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我手里捏着一块金黄的橡皮--我被漫山遍野的爱,我被热烈绽放的爱所融化--我大声地说:“I love you, my teacher.I love you, I am in Australia.”

   

(2013/06/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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