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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何不敢与毛泽东决裂

   
   周恩来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梳理前代人走过的道路,看看对今人有什么启示,对我们的社会转型有什么启示。 整个民族是如何走向歧途的??当走在歧途上时,如何苏醒?
   我们的春天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
   
   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最后一次握手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
   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
   事实上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中共建国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中共建国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
   当中共建国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
   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
   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中共建国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
   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
   中共建国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当时周连翻脸资格都没有了。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
   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
   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建国,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
   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
   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2013/06/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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