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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为何能和平完成宪政转型?


    台湾能够顺利和平完成社会转型,是上天赐予中华民族的礼物,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艰难前行,感动了上苍,终于得到了上天的惠顾,使得台湾社会和平转型成功,没有经历大的社会动荡,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特区,这个政治特区预示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增强了中国大陆和平转型的信心, 台湾社会转型中的经验教训,都给大陆以深刻的提示,希望中国大陆的人不管是民运人士,还是中国政府中的有志之士,甚至普通的大陆民众,都应有意识的了解,思考台湾社会转型的动力,过程,深入研究台湾社会转型的规律特点,一定能够对大陆的社会和平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大陆是一条大船,社会转型当然会比台湾经历更多波折曲折,也会经历更长的时间,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只要我们保持开放的政策,假以时日,中国人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我们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法制宽容和解的现代公民社会框架一定能够建立。人权理念在中国一定能够普及,人权底线一定能够巩固,对执政者最高权力的限制一定能够成为政治现实,少数与社会主流理念不同的人的基本权力一定能够得到保护。我希望这些在将来的30年到50年内一定能够得到实现。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应该为此而努力奋斗。
   
   正如汤因比所言,"挑战是催生文明的首要条件。"台湾之所以能够和平完成宪政转型,并非出于蒋经国的恩赐,而是台湾民众持续不断抗争的结果。只有自下而上的抗争,才能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台湾社会转型的和平实现,不是执政者恩赐的结果,而是台湾民众权利意识觉醒,持续不断抗争的结果,只有自下而上的抗争,才能导致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中国人,要有意识的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融入人权理念,融入民主自由宪政法制宽容和解的理念,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成为我们心灵的一部分,才行。 不必太在意胡锦涛讲了什么,习近平讲了什么。不必非要当高官的智囊,一样可以为中国社会转型做出贡献。只要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坚持人权理念,坚持做人的底线,坚持按照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法制宽容和解的理念生活,工作,就是对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贡献。
   
   
   编者--我们的春天
   
   
   
   台湾为何能和平完成宪政转型?
   作者:钱永祥 陈子明等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迎来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其中,台湾的宪政民主转型可谓是后发现代化地区完成政治转型的成功典范,因为它是在执政党与反对派的互动博弈中平稳推进的渐进转型。所以,相对于其他政治转型而言,它仍是一个相对宁静的过程,没有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
   
   那么,台湾为何能够和平地完成宪政民主的转型呢?这是蒋经国的功劳还是台湾民众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
   一、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
   为了"反共",台湾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的阵营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二、台湾政治体制中一直具有宪政要素
   国民党虽然"一党独大",但一直都有宪政目标
   在研究台湾宪政和中国宪政改革如何吸取经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两个体制有什么区别。应该说这两个体制在1919年以后,有一种表兄弟的关系,都吸取了苏维埃体制"以党治国"的理念。但是从国民党制定宪法的过程来看,早期有一个孙中山的头,后期有一个张君劢的尾,这两个东西跟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没关系。这个头就是说,军政、训政、宪政,目标是宪政,孙中山不管后来走了什么弯路,从一开始他是有宪政理念的,宪政是他的目标。张君劢从来就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后来的中华民国宪法他是一个主要的执笔人,他把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和世界通行的三权宪法的理念揉在一起了。如果1946年国共合作没有破裂,第三方面在政治上很活跃,最后可能搞出一个偏三权的宪法,国共破裂后,第三方面也没有戏可唱了,基本上按照国民党的理念制宪,但是也还吸取了一些张君劢的东西。所以说这是大陆和台湾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台湾是有宪政目标,虽然可能搞临时条款,可能搞戒严令,可能搞一些别的东西,但宪政的目标是不变的,理论上是坐在顶端的这么个东西。
   
   
   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下,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威权体制以暴力镇压社会,但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体制或者苏联式的极权体制仍有性质上的差别。虽然国民党也有主管意识形态的文化宣传的部门,但国民党算不得一个革命政党,其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也都没有贯彻列宁式的原则。国民党当然是党国体制,可是由于自居为民主政体以与共产党对抗,它的国先于党,政治独裁却没有社会专政,在党国体制之外,仍然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国民党在台湾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异议刊物,国民党并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住。此外,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不管统治者如何专断横行,却无法控制所有人的生计,总有机会不用靠它吃饭。台湾有些老政治犯,在绿岛关了十几年,出来之后,到老朋友的公司里兼差糊口,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走投无路。我们看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可以渐进地发生,而极权体制往往要经过从上崩溃或者从下革命这两种急剧变化,原因即在于前者多少保留了一些反对力量的运作空间,容许整个体制缓缓调整,而后者却只能等待堰塞湖的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台湾的民主转型之所以平顺,与国民党的威权性格,是有本质上的关系的。
   
    地方自治:台湾民主的民主训练场
   
   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就已争取地方自治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回应民众早已觉醒的自治诉求,实施有限的地方自治。在体制内外共同推进下,台湾省政府在1950年前后,制定颁布了诸如《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台湾省各县市长选举事务所组织规程》等16项地方自治法规。自此,台湾地方自治开启。
   
   1950,台湾首届县市长选举举行。在选举期间,蒋介石言见无党籍候选人赢得选举,便干涉选举;但最后,他觉得不妥后旋即收手,认为"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 1970年代,台湾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新兴地方财团及中产阶级逐渐崛起,他们急需参与政治事务捍卫自己利益。他们成为选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70年代是党外人士以个人名义参选,那么从7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党外人士就"抱团"共同参与竞选了。
   
   1978年底增额立委选举,反对人士组成"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提出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并巡回台湾全党各地助选。1980底,增额中央民代选举恢复,1981年地方公职选举开启,反对阵营组成"党外推荐团",并建立一套形同政党的"准提名制",雏形政党隐约成型;1983年,增额立委选举,反对派成立"党外中央后援会",推荐候选人。这个后援会在1984年变成了一个类似政党组织,成立"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治研究会"(简称"公政会")。1986年,公政会又在全省各地纷纷没立分会,最终于1986年增额立委选举前夕,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彭德福、《台湾地方选举与民主转型》)
   从50年代地方自治选举到90年代的"省主席"直选,台湾民众对"地方自治"孜孜以求。而"地方自治"更是民主的训练场,台湾民众不断投身管理公共事务,并在实践中积累管理经验。台湾地方自治进程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从来没有不合适搞民主的人民,只有不给人民实践民主的当权者。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汇成不可逆转之势
   
   《自由中国》对台湾民主化发挥了奠基作用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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