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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不对的事就应道歉

毛贼暴政惨绝人寰,多少人死于非命!
   
   希特勒纳粹暴政,一直被犹太人追寻凶手。几十年过去了,即使当年那些凶手现在已经是耄耄之年,也要追寻不止,绝不能让杀人凶手逃之夭夭,要为死去的人伸张正义!
   
   我们中华民族也应当像犹太人那样,对于毛贼法西斯暴政杀人凶手,不管时间过去了多少年,都要追寻凶手不止!坚持追寻凶手,才能表明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告别了邪恶,告别了血腥,告别了过去!

   
   同时那些在疯狂年代干了错事的人,也应当勇于承认错误,向受害者道歉。在此基础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追寻中国梦。
   
   我赞成刘伯勤的登报道歉做法,赞赏他的承认错误的勇气。承认了年少时的错误,并不代表刘伯勤多么肮脏,而恰恰表明他早已认识了年少时的错误和荒唐,早已告别了过去。和那些拒不认错的人相比,刘伯勤更光明磊落,更富有道德勇气,更高尚!
   
   见报道:
   
   
   “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不对的事就应道歉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18日 转载)
     来源: 燕赵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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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勤所在班级1968年12月拍摄的毕业照。图中最后一排右三为刘伯勤、右六是张念泉;前二排左二为鲍德昌、左四为班主任许俊源;前四排右五为曹广滨,左二为李刚。刘伯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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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刘伯勤刊发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
   
    上午10点多,刘伯勤如约来到济南市解放路附近的宾馆接受采访。他的头发开始斑白,但尚未年暮。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广告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在张罗道歉事宜时,刘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压力。家人告诉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认为你是恶棍了。”道歉广告刊登后,他儿子发E -m ail对他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这句话后面加了括号,里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他的同学也打电话、发电邮来询问。有的同学说,“你捣鼓这个干吗?”
   
    时光流逝改变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对刘伯勤而言,数十年的“文革”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这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刘伯勤说。
   
    一切源于那个混乱的年代。
   
    “文革”到来时,刘伯勤14岁,在济南一中初一(3)班就读。
   
    1966年6月7日,济南全市各中等学校陆续向学生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开始停课开展运动。一天,学校还没有放假。刘伯勤所属的班级那周是劳动时间。刘伯勤正劳动时,班主任许俊源走到他面前对他讲,“明天不用劳动,要搞文化革命了。”当时顽皮的他听了非常激动,也很高兴,还问,“以后永远不上课了吗?”许俊源顿了一顿,很沉重地说“不上了”。刘伯勤后来想起这事非常伤感。
   
    上初中后,刘伯勤比较调皮,有点叛逆,经常和老师作对。一次,教代数的许俊源在课堂上提问,刘伯勤一反常规地举手了。许俊源很惊讶。没想到刘伯勤问,“你昨天为什么跑到我家告状去?”同学们听了都有点惊愕。期中考试时,许俊源给了刘伯勤代数科目59分。他就认为班主任和他过不去。“他给我59分,对我触动很大。”刘伯勤回忆。
   
    批斗
   
    “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
   
    1966年6月1日,《济南晚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大中学校学生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牛鬼蛇神”即教师,“黑帮”即党政干部。
   
    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教高年级的老师毕德质等人。
   
    “我曾经打过李主任一巴掌。”在停顿了约10秒钟后,刘伯勤继续他的讲述。他在“文革”初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红五类”。
   
    一天,在批斗中,李昌义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从办公室排着队出来,沿着前面的台阶弯腰低头走下。台阶两边站着参加批斗的学生,在他们走下去时轮流用手打,并用言语侮辱。刘伯勤当时个子矮,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李昌义头谢顶,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斗时不让戴了。当李昌义经过他时,刘伯勤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之后还朝李昌义啐口水。“当时打人是想‘尝尝滋味’。现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没有接触,也谈不上什么阶级仇恨。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人性恶的一种流露,那个疯狂的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刘伯勤说。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人民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在提起老师毕德质时,刘伯勤在房间里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时,他们搞恶作剧时唱这首歌玩。当年,他曾逼迫毕德质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斗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毕德质,任何“革命师生”让他干嘛就得干嘛。当时学校流传《牛鬼蛇神之歌》是毕德质作词。“他作词,就冲着他来。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刘伯勤说。
   
    对另一位老师胡熹和的批斗则极尽荒诞。胡熹和给他们初一教图画课,当时已经约60岁了。大约在1966年9月,学校“革命师生”说胡熹和的画是“大毒草”,是“黑画”。“胡老师画的画大多属于漫画。漫画线条比较简单,形象比较夸张,大多用横、竖、斜的线条画出来的,一笔一画,这些笔画容易被看成字。”刘伯勤说。
   
    学校让全校学生在胡熹和的画里找反动标语。学生说线条像什么字,就是什么字。在一幅画里,刘伯勤最多“找出”36条反动标语。
   
    当斗争对象扩展到当权派时,时任济南一中副校长朱琳也被作为“牛鬼蛇神”抛出来了。“把她抛出来是领导为了保自己。”刘伯勤说。刘伯勤的同学鲍德昌回忆,批斗朱琳时,让她胸前挂着两只鞋,污蔑为“破鞋”。还让她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琳”,在名字上还画着一个大红叉。
   
    1967年春天。有次济南一中组织师生在城南千佛山脚下的果园拔草,朱琳也参加劳动了。在劳动现场,刘伯勤和另一个同学上前找朱琳的茬,说她反动,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朱琳说,“你们是学生,还年轻,懂了再说吧。”刘伯勤回忆,“我们理屈词穷,就说她不老实。现在想来,这不是批斗的场合,而且批斗朱琳副校长已经到末期了,完全可以不找她茬。无谓找茬,伤害老师。”
   
    抄家
   
    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拿出来时,在后面发现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至10月底,在101处各类中等学校中已建立红卫兵组织475个,有红卫兵26286人,占师生总数的39.1%。
   
    8月23日,恶魔释放了。
   
    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动罪证,还有家里‘不该有的’(东西)。”刘伯勤说。《山东省志》记载,至1966年10月13日,济南被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
   
    同学鲍德昌评价“文革”中的刘伯勤,“他在学生浪潮当中随波逐流,但是他不坏,也不玩阴的。”
   
    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一天,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张念泉“文革”前和刘伯勤关系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类”,当天在家。“去抄家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很尴尬。”刘伯勤回忆。同学过来抄家,张念泉不敢反抗,还得配合、表态。抄家的红卫兵询问:桌子底下藏没藏枪?有没有电台?张念泉说没有。他得帮着打开看。“当时报纸上说,阶级敌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们就拿棍子敲地(听声音),硬说地下有洞。”刘伯勤回忆。张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摆一张椅子。红卫兵怀疑地下埋了枪、电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们当时小,没有劲了,但不确定底下有没有东西,就不了了之。
   
    同学鲍德昌当年是“黑五类”。谈及疯狂的年代,他说,“电影里反映的,绝对不如现实的。那时我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也不让串连。一说上学就头皮发麻,怕被同学斗。”同学曹广滨当年也被看作“黑五类”。曹广滨评价当年学校的氛围是“气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学韩桂英。解放前,她父亲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当时照相馆顶多雇佣几个职工。“文革”中她家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
   
    抄家时韩桂英不在。当天红卫兵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有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东西,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堂屋中间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惶恐。户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刘伯勤描述。在那个时代,毛像、毛选形同圣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的相纸拿出来的时候,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32张蒋介石的相片,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由于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领头的红卫兵很快将这批照片收起来了。“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发现蒋介石照片后,刘伯勤就顺着这个思路看别的镜框后面有没有东西。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后面,一共发现200元现金,最大面额的是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没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现行”行为后,韩桂英家不能辩护。当时韩桂英母亲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韩桂英家门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红卫兵临走时还询问:这里面有没有枪?有没有电台?韩桂英家说没有。红卫兵不相信,就捞,拿东西往井里扒拉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钱,成了刘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元,大多数家庭都是现在说的‘月光族’,没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五个月的纯工资。那时候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一个月存3块、5块,要存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可能是韩桂英家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这算什么?现在来看,就算藏蒋介石照片,按《刑法》来看,这算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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