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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毛氏文革目标究竟何在?


   
   
   
   

   
   

   
   GT:毛氏文革目标究竟何在?

   腌三四 发表于 6/8/2013 05:19 毛泽东神秘莫测的革命目标
   【多维历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明确而具体。但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黑匣子主义认为,东魔毛泽东发动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毛氏文革”),简而言之,其实就是毛魔他为发动一场由西魔马克思挑起的马克思主义即共产魔教主义异端邪说及流氓无赖强盗混账逻辑与民主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及世界潮流之间,即魔权与人权之间,亦即魔与人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之最后决战的战前大换马、大动员与大演习。
    不过,此“世界大战之最后决战”,用毛魔自己的话语体系即毛氏共产魔教主义流氓无赖强盗混账逻辑来表达,则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和打倒世界上一切反动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使整个世界翻天覆地,全世界人口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小小寰球满江红,并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但又不过,此“战前大换马、大动员与大演习”,却偏偏被其提早七八年就预先换好了的一匹最得意最可心的军马——林彪所利用,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毛家天下失控,大乱数年不已,毛魔则狼奔豕突,左支右吾,殚精竭虑,捉襟露肘,乃至“九·一三”林彪爆炸事件之政治大地震,震得毛魔五内俱焚,六神无主,七窍生烟,元气羸然,其后,毛魔自己也基本上一蹶不振,一病不起,且终至一瞑不视,一命呜呼,那么,此“世界大战之最后决战”也就这样不得不流产了事矣。
    诚然,这段历史亦史无前例的复杂、邪恶及荒诞,要将其叙述清楚明白,绝非三言两语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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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附件】

   
   

   
    毛泽东神秘莫测的革命目标

   
    【多维历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明确而具体。但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这场“革命”的消极目标。其积极目标是什么呢?即这场“革命”要“立”什么、实现什么社会目标呢?毛泽东后来为“文革”的必要性辩护,说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是一种事不成后的说法,是为他最初心高气盛的大目标打掩护的。因为巩固一个政权是无须革命的,清除、压制、镇压反革命属于专政范畴,不能称为革命。革命意味推翻旧政权或旧政治体制,建立新政权或新政治体制。
   
   
    一、神秘莫测的“继续革命”目标

    境内外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文革”只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权力的归属才是毛泽东的真正目标。这不仅看低了毛泽东,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首先,看“文革”前的历史,刘少奇的权力从来没有超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从来没失去过权力。即使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低谷时期,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也不曾掌握主动权。当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导会议是显而易见的,他轻易就让全党认可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的基本路线。其次,从此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领域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到“文革”的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策划(包括党内高层一系列人事清洗──彭、罗、陆、杨等),可看到刘少奇被撇在一边,被架空而无所作为。再次,“文革”开始后两个月多点,刘少奇就被免去中央副主席之职并停止本、兼一切工作,实际已经下台。从这三个阶段看,刘少奇难以构成权力斗争的一方。刘少奇失去权力后,“文革”运动才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第二年才全面夺权,这已经不是向刘少奇的夺权,他无权可夺。是如同当时所说的向“刘少奇代理人”夺权吗?非也,刘少奇不仅没有代理人,连个人关系稍微密切的当政者也没有。无论彭、罗、陆、杨,还是“刘、邓、陶”连语中的邓、陶,更不用说军中和各省的实力派,没有一人同刘少奇有特殊关系。之所以把这些人称为“刘少奇代理人”,只是给他们安上一个罪名,便于尽快打倒。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虚构一个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论证“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刘少奇1966年下台,1969年去世,“文革”却足足批刘十年,显得过于重视,无形中夸大了刘少奇生前死后的势力。而这一切,其实是另有深层原因的,也即后面要论述的“文革”真正的目标流产,刘少奇就成为这流产目标的替代目标了。而今天一些研究者,把一个掩盖真正目标的替代目标,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上当了。
    还有一种权威的说法,认为“文革”的目标,即是文革前夕毛泽东发出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不满于斯大林官僚体制而勾勒的一种社会模式。以抗日各根据地仅实行于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制军事共产主义为蓝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行各业办成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交换,亦劳亦学,亦文亦武,自给自足,平均分配,小而全、封闭式的“大学校”。这种“大学校”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至于军队,已经做样做了几十年。”的确,自1958年以来,是不断向社会普及这种“大学校”模式的。毛泽东也明知这套模式不足以取代斯大林工业化模式,而只是对斯大林官僚体制的等级分化加以校正。
    这种“大学校”模式可以补充而不致于冲击斯大林体制,不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全党无人反对,完全可以在不发动“文革”的条件下实施之,况且已经早就在实施著。那么,是什么宏伟目标,促使毛泽东要发动这么一场“政治大革命”呢?不少同行已论述过,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认识上发生了一次飞跃,认为官僚主义已经由一种作风发展为一种体制,在中国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经济的“官僚阶层”,在政治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由此酝酿出“继续革命”的命题。他要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按马克思说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是对于他在这场“革命”过后所要建立的“崭新国家”是什么样子,却未正面说过一个字。这也就是众多研究者对“文革”动因、“文革”目标,众说纷纭的一个原因。毛泽东为什么神秘其事、天机莫测?当然,这恐也是他对付党内反对者的一种策略。但是,他始终缄口不言,即使在“一月革命”夺权的胜利时刻。其中隐情,恐怕只能作一些猜测了。笔者猜度,1958年大跃进轰轰烈烈公布的许多政治的目标,经济的指标,后来都没有实现,在国人面前和世界面前蒙受了耻辱,这给毛泽东留下了心理创伤。此后再不见毛泽东轻言具体社会目标,他信守“做到了再说”。“文革”的目标,可能也属此类。发动这么大一场运动,是不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目标的。可是他不说,这就难怪大批大批党的高级干部“紧跟不上”、“摸不透意图”、“很不理解”了。即连文革小组的一帮人,也没得到交底,他们也全靠揣摸毛泽东的意图行事。
   
    二、“文革”目标刚浮出水面却突然隐去

    但是,毛泽东的片言只语,还是透出了他心目中的宏图,只是当时人们和后来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罢了。早在1966年6月1日,毛泽东见到北京大学“导乱”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意味深长地称赞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张大字报只是攻击校级、市级领导压制运动,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理论发挥。毛泽东却读出了──不如说是赋予了大字报作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丰富内涵──中国即将发生的北京造反和造反中必将诞生的新政权“北京人民公社”,将具有十九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起义及巴黎公社诞生一样的历史意义。其后,8月8日经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设置一种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权力机关的产生方式,不象过去领导运动的机构那样由上级委派,而是第一次打出了巴黎公社的旗帜:“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又是一个重要信息。以产生巴黎公社的普选方式产生“文革”权力机构,这分明就是未来崭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北京公社”及全国所有“公社”的雏型。
    1967年“一月革命”展开全国全面大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这种语句,正是模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述。2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善于猜度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在文中第一次给“文化大革命”的目标破题。社论说:“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新的形式”。社论说首先要“彻底打碎”旧官僚机构,“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
    接著,由群众组织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协商,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然后,“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同样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张春桥,也认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是要重建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崭新的权力形式。当他2月初与陈伯达电商上海新政权名称时,从陈伯达口中获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确证了他的猜度,便马上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把新政权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并于2月5日抢先宣告成立。这样,第一个“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地方权力机关以“公社”的崭新名称出现了。但它暂时还没有实现巴黎公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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