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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

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 资中筠
   
   博客
   
   按:2013年3月9日下午,由国际政治及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教授主讲的“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的讲座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行。

   
     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最近想到这个问题是由对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的各种看法引起的。
     
   以史为鉴 鉴什么?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中国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的《武帝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还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怀抱,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是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按:这部通史写了19年,当然有一些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面,包括校对的、刊印的,但是司马光是主要编撰者),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呆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不论如何,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因为孔子维护的是正统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乱。例如臣杀君,叫“弑”,君杀臣叫“诛”。前者是大逆不道,后者是罪有应得。
    大家应该都知道文天祥的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两个能坚持原则、坚持说真话的史官,齐国的太史简因为大臣崔杼把齐庄公给杀了,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说不能用弑字,他坚持用,就被杀了。那时候职位常是一家继任的。他死后他弟弟接手他的职位,也坚持用弑字,结果也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再接替这个工作,照样坚持用“弑”字,也被杀了。三兄弟前仆后继,就为了这一个字。最后崔杼手软了,觉得不能再杀下去,就认了。所以在《春秋》里记载是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说明:第一、他们非常在乎用哪个字;第二、当时的人还是有血性的。他们认定的原则,不惜以身殉。据说另外还有一个别姓的南史氏,听说此事后还准备去接着干,去撞刀口。后来崔杼罢手了,他才没有去。那时候的人确实较真,把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还重。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和那时不同,看起来很可笑,为了用哪个字而牺牲性命。但他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他们的道统。晋国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不过没有被杀,就不细说了。通常有“殉国”、“殉职”、“殉道”之说,而写历史成为一桩惨烈的职业,要牺牲性命,“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不论如何,这两位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中国古代修史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其实齐太史记录的是当时眼前发生的事,应属于新闻,而不是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统治者的言行载入史册是给后世看的,关系到身后的名誉。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的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
    历史都是史官写的,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就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就逐渐多起来。不过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唯我家历史不可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常是以得势者的是非为是非,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而且史官们特别希望当朝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写真实的动力。赞扬前朝的开国皇帝,揭露过去亡国之君的弊政,都不会冒犯当今的在位者。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当可信度。
   
   近现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只有到了本“共和国”写前朝“民国”,却一味贬之,不能客观公正对待,为什么?有几点原因:
   1)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3)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就是异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元朝太短,清朝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而现在的历史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加之教育普及,关心国事的民众越来越广,历史的叙述与政治宣传合二为一,不仅对近代史,连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修改一次历史,连对孔子也“是非凡几易”。不仅是笔底褒贬问题,连事实的陈述都须服从当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须遮蔽。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各政治派别的褒贬,也有类似的出发点,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的叙述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有偏颇。
     4)古代皇朝兴替,成王败寇,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是公认的,合法的,无须掩饰。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否定,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认江山私有。理论与实践脱节,“道统”与“法统”在逻辑上难以理顺,对相关的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盖。
     5)现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早已荡然无存!大饥荒的年代,刘少奇曾告诫毛泽东:“人食人是要上史书的”,还希望借助对身后名敬畏的传统力量。但是写史的权力已被垄断,连饥荒事实本身根本不许载入史册,其能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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