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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与华人见面会纪实


   
   
   
   达赖喇嘛与华人见面会纪实

   
   (本博客悉尼讯)2013年6月14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在私人办公室英中秘书长和澳纽及南亚代表处代表达波索南先生等的陪同下来到悉尼Hilton Hotel 会议中心,与200多名华人举行了近一个多小时的见面会,参会者中有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部分成员,部分悉尼民运人士,部分法轮大法学员,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也有很多留学生和悉尼侨界人士,其中还有从西澳专程赶来参加的华人。
   
   
达赖喇嘛与华人见面会纪实

   
   达赖喇嘛及代表达波索南先生等
   
   见面会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澳纽及东亚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女士和中国资深民运人士秦晋先生共同主持。这是达赖喇嘛退出西藏政坛之后,首次在悉尼与华人举行见面会,秦晋先生强调说,这是他有机缘在悉尼第四次主持达赖喇嘛与华人见面会。
   
达赖喇嘛与华人见面会纪实

   
   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女士和中国资深民运人士秦晋先生
   
   见面会上,悉尼的一位华人雕刻家向达赖喇嘛赠送了他雕刻的达赖喇嘛肖像,达赖喇嘛又给他还赠了一尊佛雕;还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秘书赵晶女士和成员姜学城先生向达赖喇嘛赠送了袁弘冰教授大作关于藏人自焚为题材的《燃烧的安魂曲》(书稿)和一条金色的哈达;秦晋先生向达赖喇嘛赠送了他的大作《求索与守望——中国民运江湖回望录》,书中也收录西藏篇和台湾篇。
   
达赖喇嘛与华人见面会纪实

   
   华人雕刻家向达赖喇嘛赠送了他雕刻
   
   达赖喇嘛接着秦晋先生所表达的“老朋友”一词表示:“实际上,‘老朋友’这个概念并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藏汉之间已有两千多年的友好历史。(掌声)在这个一,两千年当中有时候我们(汉藏)也会打架,不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藏汉之间大多数时间是友好的,比如,藏汉之间有婚姻关系,也有宗教上的很多关系。政治上的观点和制度在通过时间和时代在变化,但是,双方之间所发生的婚姻和宗教关系是不会变化的。虽然如此,我们也面临着一种困境,即我们的人民如何去回忆千年的友好关系和解决所面临的共同利益问题,因此,在过去多年,也就是‘天安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大约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把跟华人朋友的往来视为非常重要,我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向藏人呼吁‘你们所在的地方,若有华人一定要去交流’,但是,‘六四’之前,虽然我们努力过,我们之间的接触不是那么平顺,很多时候,华人就绕过去。”
   
   
达赖喇嘛与华人见面会纪实

   
   赵晶女士和成员姜学城先生向达赖喇嘛赠送《燃烧的安魂曲》
   
   达赖喇嘛继续与会者分享了一段故事,即“他的英国代表曾帮忙一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填写办理瑞典签证的表格,当时这位中国人很高兴,也向她表示感谢,但是,知道帮他的人是藏人后,就高呼‘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非理性化的举措,没有去理性地思考。同理,藏人年轻人里也有这种高呼‘西藏独立’的声音,而且呼声很高,所以,汉藏之间进行情绪化和对抗的心态没有任何益处。” 紧接着说,“ 1974年,我和达兰萨拉的相关西藏重要人士聚在一起,当时我就提出,不管未来如何,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跟中国政府谈判,因此,我们不要去强调‘西藏独立’,需要寻找‘中藏互利双赢的道路’,所以,我的‘中间道路的思考’就开始了。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
   达赖喇嘛继续讲:“过去的历史,我们谁都不能改变,让它过去就是了。如果要看历史,公元7,8,9世纪的时候,吐蕃和中原是绝对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在中国的唐书里边‘蕃汉两国’一词写的很清楚。这是历史,历史已经过去了。全世界都在变化,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的快,西藏(藏区)的物质上很落后,所以从外在物质发展的角度讲,如果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话,对西藏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我们需要什么呢?西藏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语言和文字,它保护了丰富的佛教文化,所以我们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明文写有‘藏族地区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假如这些条款所规定的‘利益’和‘权利’能够落到实处,是双赢互利的,也是共同的利益。”
   “1954年,我去了北京,并与毛泽东会晤数次,好像第二次或三次时,毛亲自问我,‘西藏不再建立军政委员会,只建立自治区筹委会’如何?我跟随行的重要人物商量时,大家都很高兴,因此,我们着手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所以副总理乌兰夫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给我们讲解如何建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我们组团去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实地考察自治干部培养和语言文字的保护等。当时,我回拉萨的路上遇见了十八军的张国华将军。我给他说,去年我顺着这条路来的时候,怀着猜疑和恐惧,相反,现在我回来的时候,抱着希望和信心,但是,1956年开始,从康区发生了动荡,之后蔓延到青海,甘肃藏区,导致局势发生变化,最后1959年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了大型的抗议,我们逼迫流亡印度。我们流亡之后,也做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等种种努力,到了1974年,我们就总结经验,未来的唯一途径就是跟‘中央政府谈判’,因此,1979年,我的哥哥嘉乐顿珠见了邓小平,也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接触。那时胡耀邦去了拉萨,我听到他的言行和实施的政策,就觉得西藏问题解决得可能性很高,但是,胡耀邦遇到了困难,李鹏当了总理后很强硬。2006年,我在印度南方举行‘时论金刚法会’时,从中国大陆来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位年轻人,说是李鹏的警卫之一,而且他说现在‘李鹏信仰佛法’了。(掌声)我们在公开的媒体里看到李鹏的女儿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的人生呢,就这么过去了,有时候抱着很大的希望,有时候什么都没有。胡锦涛开始执政时,他提出了‘和谐’,我听到这个词以后,也抱着很大的希望,当他的十年执政期结束之后,他的‘和谐’是否提升或下降?我们需要去研究了,本来‘和谐’不是一个错误或不现实的概念,但是,错在方法上,也就是说使用了武力和高压,因此,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关是团结与和谐,人与人之间抱着怀疑和镇压的话,不可能实现‘和谐’,所以习近平主席或同志执政,这是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胡锦涛没有十年内实现的‘和谐’,习近平能否去实现?希望他继续去努力。当然,一方面是领导的问题,另一方最重要的还是人民与人民,比如,我们很早认识秦晋先生,他在汉藏两个民族的认识和接触当中做了一些努力(掌声)。”
   在提问和回答过程中,本来主持人按着举手者中挑选提出问题,但是,第一个提问者是个悉尼侨团的老人,他先后两次举手而达赖喇嘛给了他机会,他一开口就问起,“你支持自焚,还是反对自焚?” 达赖喇嘛反问他,你给我说一说如何去支持?这时老人显出有点忙乱,才达赖喇嘛开始回答他说,“当西藏的自焚发生的时候,我接受了BBC的采访,就给他们讲,我听到自焚就非常的痛心,因为,我对自焚方式达到的效果持怀疑的态度,但是,自焚本来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我从2011年所有的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的领导人,所以,我没有任何政治责任。当然,也有你这样,包括媒体和个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说,这是一起事件,每一起事件的发生有它的原因,所以最关键不是发生了这个问题,而是为什么要发生?现在北京政府需要去研究原因的时候了。2008年西藏发生抗议之后,温家宝总理向世界说是达赖集团挑唆的,我就立刻说派人来达兰萨拉调查,但是,没有人来。同样,你问的自焚,也中国政府说达赖集团操纵的,因此,我就同样地回答,希望北京派专人来调查,我们可以提供所有的档案。”
   第二个提问者是钟锦江博士,他问达赖喇嘛“2009年以后,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政府的谈判中断,因此,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接班之后,尊者对今后跟中央政府直接谈判解决西藏问题有什么看法?”
   
   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们的词汇里边没有使用‘流亡政府’这个词。为什么没有说‘流亡政府’?在印度有一批西藏难民,也就是流亡藏人,这个团体需要一个组织来照顾他们,要看护他们,所以,我们有一个流亡藏人的行政组织。在这个组织所持的立场是‘中间道路’,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流亡藏人的年轻人当中‘西藏要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听到这些,我虽然已退出政坛,作为一名藏人就有责任和自己的想法或观点,向民众去阐释,我们觉得不仅仅为十几万的流亡难民的前途,更为西藏境内的六百万藏人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我们觉得‘中间道路’是个非常好的,双赢的,能够实现的道路。从西藏境内也很多精英给我写信表示支持‘中间道路’,所以,伴随我的退出政坛,(即‘流亡政府’)藏语和英语,中文各方面的表述不一样的有些修正,这个时候,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当中对我作了很多批评,我也做了非常多的解释,也就是讲了为什么这样做,最后应该算我的解释胜利了,因为,我是有理由的,在探讨我的想法,而不是在下达命令,也不是在呼吁。从这些原因上讲,提‘流亡政府’和‘独立’是一种情绪化的做法。”
   
   第三个提问者是流亡作家和“六四”受害者孙宝强女士,她著有《上海女囚》一书和很多文章,她问:“尊者达赖喇嘛,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有几百年历史,您不久前主动放弃了政治领袖的地位,主动进行了藏传佛教的改革,使政教分裂。请问,您为什么要这么做?请问,这样会产生什么影响?”
   
   达赖喇嘛回答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当时西藏政府的制度有弊端。这种弊端主要看到在权力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里,所以,1951年,我就开始担任西藏的政教领袖,第二年就成立了‘改革局’,主要目的是西藏的制度,社会等的不公完全地进行改革。同时,大约1957年,为了体制的完善,也成立了‘独立的司法机构’。1959年,我流亡到印度,但是,我在继续实施我的理念,从1960年开始了西藏的议会选举制度,然而2001年,我们就开始直选政治领导人,选出之后,我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所以在两年前,也就是2001年,我完全退出了政坛,即所有政治责任交给了民选政治领导人。这并不是我一个退休,实际上,这意味着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十七世纪所建立的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划下了句号,也就是400多年达赖喇嘛在西藏担任政治领袖非常自愿地划下了句号。因为,全世界属于全人类的,每一个国家属于人民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人民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政党的共和国。(掌声)我也在对美国人民说,美国是属于3亿美国人的,并非‘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所以,民众选出来的领导人必须为民众负责,否则民众通过法律手段可以罢免。有一段时间,我在开始讲,13亿中国人有权知道事实真相。如果13亿中国人有空间了解事实真相,我相信他们有能力和智慧判断是非,因此,新闻的论断和事实真相的掩盖是非常不道德的。比如,澳洲的新闻,中共没有办法掩盖,只是的中国大陆事实真相掩盖下来。凭着良心去看,这是对中国国内人民的歧视,不让他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就不成为‘人民共和国’。(掌声)另外,中国的法治制度达到国际水平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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