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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反思(八)

事实与反思(八)∕郑恩宠
    (博讯2012年01月29日发表)
   
    2010年10月31日,用举国体制筹办八年,耗资四千亿人民币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刚闭幕半月,11月15日下午14时许,上海胶州路一幢28层公寓发生大火。截止12月16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58人。死者包括日本公民橘幸弘,当天与太太王芳给王父祝寿,遇难时夫妇相拥而去。此次大火,损失将达十亿。这是中共建政六十年,特别是改革三十年来,大拆大建,“高速增长”对城市的大破坏、大腐败的一次大曝露……
    11月20日(周日),也是中国习俗的“头七”,十五万以上市民自发到大火现场向亡灵献花,以这样的方式向当局表示了无声的抗议。次日,为避免事态扩大,上海市长韩正在市政府会议上表示,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12月1日,俞正声在上海副处级以上干部会上表示,他与韩正已就此事向中央书面检讨,并要求上海市相关干部“勇于承担责任”。

    大火四小时后,本人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而后受到上海公安两次共计15小时的刑事传唤,令我闭嘴。当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颁奖给刘晓波先生之际,从12月10日上午9时25分起,我们夫妇俩被“软禁”在上海崇明岛上的长江农场黄河路8号瀛都宾馆205室和303室。此次“软禁”由公安部统一指挥,上海警方动用了三辆警车,并由3女5男八名警察和3名保安人员,将我们“软禁”了近78小时,前一日晚,警车从市中心城区至崇明岛来回演习了一边,“软禁”期间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闸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国保处正、副处长还来视察…… (博讯 boxun.com)
   
   
    政府工程引发大火
    火起之处,上海胶州路728号等三幢楼正在进行外墙节能改造,这个项目由静安区政府主导,并由该区政府建设交通委员会执行。这个超过3500万元政府工程的总包方、监理方、设计方均为静安区政府所属的国企。电光火花间,为何政府的“民心工程”变为“夺命工程”?上海世博会之前,已用320亿元对所有沿街建筑物进行装饰,为何到了年终又要突击花钱?
    着火现场共有三幢28层大楼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分别是常德路999号、胶州路718弄2号和胶州路728号。这次葬身大火的是第三幢楼。 三幢公寓的容积率高达6.77,超过规划80%,“容积率”是指一个地块内,建筑总面积与占地面积的比值。容积率越高,意味着楼层越多和大楼越多,间距越近。
    依据1994年实施的《上海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显然该地块多建了一幢楼以及原先允许建造的18层楼违法建到28层。按理《技术规定》,两幢大楼间距至少23米,而事实上仅有18米。三幢沿街大楼在沿街方向造了一个消防车无法开进的围墙。大楼只有一条狭窄通道,当时正在进行“节能减排”改造,通道两侧堆满易燃材料,以致大火发生时,消防车根本无法开进救援。当其中一幢大楼着火,六十辆消防车到达时,只是采取了防大火向另两幢楼蔓延的“切割扑火战术”,对着火大楼只能“放弃救援”,搞一些“扑火大动作”来安抚人心------
    当年教师出身的静安区童区长,为了留住人才,决定建造教师公寓。因为政绩工程钱不够,多建立一幢楼作为商品房对外卖,以弥补资金不足。这是邓小平倡导重用的六十年代大学生,缺乏法律常识的“红色知识分子”,以“发展是硬道理”为名,让生命为经济发展让路,同时也为个人权力膨胀让路。GDP少了要丢官,为了GDP逼死人可以不丢官。生命和发展优先排序本未颠倒,这是中共一些干部的“发展”逻辑。
   
    居民“阳光”维权史
    大火背后,曾有两段附近住宅区居民长达十年的“阳光”维权史,与后来的灾难有关。为了阻止教师公寓“长高”,着火公寓对面的新丰住宅区居民。12年来,居民们将三幢楼称为“三座大山”。28层楼,几乎毁掉了新丰住宅区7层楼房的日照和采光。该地住户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得开灯。按照《技术规定》,新建的三幢楼必须确保新丰小区居民每天一小时日照。三幢楼于1996年开建,1998年建成就意味着居民到市、区政府上访和维权失败。只有部份居住户得到每户2万元至7万元不等补偿,但失去的是阳光和公平。
    十年后,又一起“阳光”纠纷出现,这次维权者变为着火现场三幢大楼的居民们。2009年3月,该地区规划新建数幢高楼,其中靠近“三幢楼”的有四幢最高为21层,最低为12层。然而“三幢楼”中居住的主体是上海市和静安区教育系统的教师。当局以“节能减排”为名,为中、高级知识分子服务作筹码,进行外墙装修。用3500万元的“民心工程”堵这些知识分子的嘴。
   
    政府工程的黑幕
    1999年4月,由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司法部联合在全国当时11万名律师中选拔国家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招投标律师,按每一百名律师选拔一名。当年“国家大中型基本项目”是沿用了苏式计划经济的名称,实为超过三千万元政府出资的房地产工程。国务院发文批准了917名律师执业,本人是上海45名从事招投标律师之一。99年后,规定相关工程须专业律师在合法的招投标文件上签字。
    着火大楼装饰工程由静安区政府建设交通委员会执行,工程发包给他的“儿子”—该委所属的静安区建设总公司,之后又分包给“孙子”—该公司所属的佳艺装饰公司,然后又转包给其他公司,仅门窗更换就层层转包了四家公司。
    “11.15”大火第二天下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称,大火主因有二:一是着火建筑周围的脚手架,尼龙织网;二是两名无证电焊工所为。大火第三天(11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上海调查组新闻发布会,调查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林在会上,坚持上述大火的二点主因。人们不得不质疑国务院调查组的公正性,调查组副组长是住房建设部一位副部长,就在大火前16天于北京举行的全国建筑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就是这位副部长将上海列为几个安全生产的先进城市之一。
    大火四小时后,本人接受海外记者采访时就认为,使用保温而易燃材质作为大楼节能改造装饰工程的材料是大火主因之一。半个月后的12月1日,《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一位建筑师眼中的胶州路大火》就证实了这点。建筑师余泊为在大火发生2小时后,第一感觉就是保温材料着火。
    余泊为是国内一家著名建筑师事务所的董事,曾长期从事高层住宅设计。他认为:“火灾发生2小时后,在网上看到了现场网片,从职业角度,第一感觉就是保温材料着火。这次火灾和央视新楼大火非常相似。属于典型的聚氨酯发泡保温材料燃烧。这两年,高档住宅用B1级甚至更高属于难燃,耐火性比较好。然而就是B2级,各方面性能要差一些,属于可燃性,从目前的燃烧情况看,这一次使用的材料,可能连真正B2级都达不到,估计是B3级,也就是易燃了。”
    按目前行情,保温材料防火性每提高一个等级,每平方米的价格就提高150元许,显然,近亲繁殖的违法招投标工程就会利益最大化,置人的生命安全不顾去采购一些低质材料。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认为上海最多建造两千幢高楼,然而至今上海建了八千幢高楼,其中百分之一的工程让专业律师在合法文件上签字。按以往潜规则,静安区政府3500万元工程,发包给“儿子”公司就有可能抽头几百万元,“儿子”公司发包给“孙子”公司时又抽掉几百万元,再转包给施工单位时只剩下两千万元,去搞3500万元工程,只能购买最便宜材料,拿几个农民工作“替死鬼”,这是多年来政府在应对“突发事故”的一贯“预案”。
   
    香港大火的启示
    1996年,香港嘉利大厦也发生过一场特大火灾,灾后进行调查主要靠法官和律师进行。13年过去了,报告中的每字每句,一直在经受历史的检验。时任总督彭定康依据《调查委员会条例》,委任香港高等法院资深大法官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进行独立调查。调查全过程向公众和媒体公开,所有受难者家属都能亲临现场,听取各方对证据质证,调查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无人质疑。香港从这场火灾中真正吸取了教训。1968年至嘉利大厦大火前的28年里,香港共发生过22起5级大火;之后至今已经14年了,只发生一起5级大火。
    9个月中,调查组询问证人达八百多人,调查中几乎所有相关方都聘请了律师,焊接工所在的公司有自己的律师。当时在嘉利大厦办公的周生生珠宝公司也聘请了律师,政府的消防处、警务处、民政事务处等部门也有律师参与。这些机构还可以聘请跟火灾有关的专家,为火灾起因作证。
    上海与香港同属中国,三权分立,法官中立,方方面面的社会事务都有律师参与,这些理念至今不为中共政府所接受。上海与香港存在多方面差距或许就在这些方面。
    律师是法律上的医生,可以为公民、公司和法人服务,也可以为 政府的健康服务。若一部份律师成为建设性的反对派人士,是一个民族兴旺的幸事。2010年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托儿比约恩•亚格兰,在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会的演讲词中提到:“正如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对杜马的演讲里所说的那样,‘新的信息技术给了我们与世界相联系的可能,即便统治阶级对此抱敌视态度,世界和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开放’。梅德韦杰夫在说这席话时,针对的无疑是前苏联。强迫和管制民意,阻碍了这个国家参与上世界70和80年代的技术革命。整个专制体系最终崩溃。如果能够在早期就与安德烈•萨哈洛夫这样人士开展对话,前苏联肯定会受益匪浅”。梅德韦杰夫任俄国总统之前,曾任十年的政府法律顾问。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共若听取律师-这些“建设性反对派”都称不上的专业人士建议,或许更多类似上海“11•15”大火能够避免。如果中国大陆的发展蜕变为吞噬生命的黑洞,发展不只对遇难者无意义,对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所有幸存者都毫无意义,或许今天的幸存者会成为明天的遇难者。
    本文曾发表于2011年1月号香港《开放杂志》(动态网),现作补充、修改后发表。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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