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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反思(七)

    郑恩宠:事实与反思(七)
    (博讯2012年01月21日发表)
   
   
   


    俞正声曾在上海媒体中称,他每天早晨6时起至9时上班前,打开网络看对上海的负面报道,另每天要看两本《网络舆情专报》。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各级官员时时刻刻在关注海内外的网络舆情动态, (博讯 boxun.com)
   
   
    2010年6月16日,俞正声会见了前来参加上海世博会的台北市市长郝斌龙。可是,同样应邀到上海参观世博会并作学术交流的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和纽约大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孔荣杰(柯恩)教授,却受到俞正声的冷遇与刁难。(参见我写的《美国教授到我家》和2010年6月10日《中国时报》—孔荣杰专栏中的《郑恩宠还要软禁多久?》),柯恩还是中国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的恩师。
   
    2010年6月1日,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赵岩写的《中国馆就建在她的祖居上》。上海世博会园区的原居民胡燕一家,因为不满上海政府剥夺性的拆迁补偿,上访维权,遭到上海当局的残酷迫害。偶遇上海世博局官员,要她到联合国告状,胡燕乃到纽约上访,引起中外舆论广泛关注。
   
    截止2010年5月19日,胡燕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请愿至今将超过90天。赵岩是《纽约时报》记者、研究员,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开放杂志》是中共高层收集、研究的“反动”政论杂志,我的一位战友是中共省级党校的教授,他经常见到内部研究性刊物,刊登我发表在《开放杂志》等上的文章,说明高层也有包容、宽容的一面。
   
    冯正虎在日本机场坚持了92天,俞正声们败下阵来,其中原因之一是俞正声们网上的作战能力远不如冯正虎。胡燕在美国纽约更胜一筹的是:2010年6月5日上午11时,在傅希秋牧师和Ron  Lewis牧师主持下,在曼哈顿教堂受洗。当胡燕进入教堂,眼前的景象让她如同置身流行歌曲演唱会的现场,台下随着音乐挥舞双手的人群,台上是节奏明快的演唱------
   
    在教会弟兄姐妹为她祷告之后,胡燕开朗了:我一直苦苦追寻的公义就在耶稣基督里。于是我今天成为我意义非凡的一天,在牧师的主持下:“我受洗成为至高上帝的女儿:主啊,感谢你救我脱离罪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事奉你,荣耀你!”
   
    感谢主,在我2006年6月5日出狱后,我的亲属及内蒙、北京、天津、南京、温州的朋友中有43位在教堂受洗,其中有11位25岁以下的孩子到了美国、英国、日本、香港等地留学并在当地教堂受洗。
   
    用白话解读《圣经》新约中的一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耶稣来了,便叫人分成两类:拒绝祂和接受祂。凡拒绝祂的,火就成了审判之火,就是地狱之火。可是接受的,这火便成了炼净的火,便人更坚固的火,圣灵的火。
   
    当年的胡燕到美国一周后,我先后接到三位朋友的电话,问我是否认识胡燕?我说不认识,但有人说她曾经集体到过我家。问我对她案例的看法?在上海太普遍,但要帮助她,得到主的恩典。据说,来自山东的刘璐律师帮助过她,刘律师是我的好朋友。胡燕有幸,这么多的老师领她走向光明。反思一下,一位来自上海杨浦区的访民到美维权多年,就不如胡燕。
   
    中国大陆公民维权进入了2011年,方方面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据官方公布数据,在各大城市集结着一亿85后的农民工,他们是16-25岁不想回到乡村的青年男女农民工。其中80%未婚,初中毕业以上文化达90%,有16%是大专文化,有25%达到高中文化,几乎95%以上会上网,大部份人称:从7岁起就玩电脑。
   
    2010年上半年,国务院人事保障部就紧急通知各地,在数月内调查上报各地“蚁族”的人数与状况。蚁族是大学毕业后5年内,聚居在大城市人均15平方米以下房屋中的低收入或半失业者,22-28岁未婚、无房的知识群体。有一研究机构发布数据:至少大陆有百万以上的蚁族。
   
    有数据表明,今天中国大陆3.3亿网民中,30岁以下有2.4亿,至少有15%时常关注海外网站。去年,一网民将当地政府法制办干部吵架的录音上网,该地政府就宣布这位公务员免职。若每个公民学会上网,人人拿起网络武器,一千个高官也会害怕。相信中国大陆更多公民的上网能力会与时俱进。
   
    据官方报道,中国大陆已经提前进入到“诉讼社会”,司法机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案件数量以及维护稳定的压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每年约有1亿人(次)牵涉各类诉讼或准诉讼、类诉讼程序。
   
    200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1378875件。一年之内,就有将近7000万人(次)涉诉,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4%。加之2009年全国各级行政机关作出的1200余万件行政处罚、受理行政复议、进行行政调解等案件,经济仲裁和劳动仲裁部门受理案件76万仲裁案件,人民调解组织处理各类民间矛盾纠纷767万件。各级政法机关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约180万人(次),若以每案2.5人计算,涉及的人员约为5500万人(次),涉诉总人口达到1.2亿人(次),占全国人口总量9.2%。
   
    说白了,依法治国实际就是律师、法官治国,法官在优秀律师、法学教授、法律研究专家中产生。在一个倡导构建法治社会的国度里,并不是由来工程师治国,司法的权威应对在国家政治体制的层面上得到切实的保证和坚定的支持,司法应对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主渠道,国家也应当赋予司法裁判个案诉讼中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路径、方法。
   
    回顾历史,中国大陆的法官现状相当糟糕。中共一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名誉主席董必武,曾任第二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的1952年,给各地写信主张将失业工人和残废军人充实到各级法院当法官,法院被定位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对法官的主要要求是“政治可靠、革命性强”。邓小平主政后,黄菊这个普通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在短短两年之内被提拔为上海市副市长,这个党员“工程师”(工厂车间技术员和工厂广播员)在当上海市长期间,将上海总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滕一龙充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上海静安区也将区工会的主席当上该区法院的院长,对东八快的错误判决是工程师治国的必然结果。
   
    根据中国大陆的现行规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即有资格当法官。最高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大法官范明志说:“通过司法考试又愿意进法院的,在不少地方都被视为宝贝,恨不的没任法官就让他办案子”。2011年3月,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两会上说:“一些法院仍然存在案多人少等困难”。2002年初,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公证员才开始参加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以往是全国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每次的考试淘汰率为90%,可是全国从司法部到各级政府的司法局(厅)的官员和各级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官员不需要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在中国大陆政府不讲法、不懂法是必然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国家,法官从十年以上从业的律师、法学教授、法学研究家中选拔。法官和律师的比例为1比10,而中国大陆现今有法官40万,律师17万,每年有40万法律专业的学生不得不改行。在国外高中生是不能报考大学法学院的,只有非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才能报考法学院学习。例如,医学院的毕业生报考法学院,今后成为律师,可以胜任医疗纠纷的律师。
   
    当中国的信访局成为法院的上级时,2011年初温家宝这个地质工程师一次性接见了六位访民,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导致了全国的访民越来越多,像蝗虫那样飞向北京和各级政府所在地……
    就本人而言,1988年通过中国大陆全国第二届律师资格考试,1999年又被按照从全国每一百名律师中选拔出一位从事三千万元以上工程的招投标专业律师,我们这些被称为高级专家型的律师,今天一个个被打入冷宫、被判刑、被软禁……
   
    中共坚持工程师治国、坚持腐败,坚持无神论、坚持无法无天,亡党失政那是必然的结果。
   
    2011年10月26日,韩国55岁的无党派人士朴元淳当选首尔市市长,朴元淳1974年就读于首尔大学法律系,因在读书期间参与民运被开除。1982年当检察官,次年便改行当起律师。1995年,成立市民组织,开展维权运动。中国大陆律师一旦被除名,就终生被开除。无党派人士当选为市长,那是未来中国大陆的梦。
   
    中国大陆现今的信访体制就是“砸烂”公、检、法的体制,法院可以不立案,将纠纷推向社会,法院判决不算数,当事人上访后会有“翻案”的机会。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访局、变成了法院的法院,上级的上级。难怪全国的法院、法官普片情绪化和“消极、怠工”,反正判案由顶头上司决定,对上访案件的翻案、补偿、赔偿由各级信访局、维稳办决定。
   
    当信访局当不好法官时,就请中共各级维稳办公室来“镇压”,对访民关的关、打的打、骗的骗、分化的分化……这样看来,只有财政部、银行成为信访局、办才能真正解决全国目前至少二千万访民的问题。只有财政部、银行真正成为维稳办,才能将全国的访民、异见人士、宗教人士、少数民族等“摆平”。
   
    历史将证明,总会有人会吃下司法不独立和工程师治国的苦果。总而言之,上访和维稳早已成了中国各级政府难以破解的僵局,公民上访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各级政府截访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不仅反腐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而且越反越腐,谁能打破这个僵局?对于一个访民来说,应当作好几代人努力的准备。对执政党来说,除了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司法独立、官员财产公示、言论自由、将腐败发现于萌芽状态中,还有更好的出路吗?
   
   
   
   
   
   
   
   
   
   
   
(2013/06/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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