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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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协华:黑暗年代的纯诗——蔡楚诗歌评论

   【 参与 】 时间: 6/12/2013
   黑暗年代的纯诗——蔡楚诗歌评论
   
   作者: 任协华
   


   
   当诗歌在这个时代变成了关于个人声音的直接体现时,也就同时表明了对于诗人而言他所要发出的、来自内心情感中正直而坚守的音质,这种声音有时候会需要时间来加以明确,而不仅仅是通过诗歌殿堂的确认和授予,但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形,那就是这些音质将通过诗人自我的存在而得以确立,这种状况,恰当地以细腻的形体呈现在了蔡楚的诗歌之中,这是一种原生的和未被修饰的有关于诗歌明确的形象,它建立于诗人自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情感之中,包括情感的纹路和质地,因而,这对于蔡楚的诗歌来说,也正好同时表明的,是一种贯穿于从始至终的诗人形象的塑造,而不是仅仅体现于他的经历、他所面对的时代,以及作为较为特别的年代之中来自于地下文学的光影,并且在事实上,这种状况将会一直存在下去,而这就是在历史的另外一面的轨迹中,中国诗歌所历经的来自个体的挫折、动荡和记录,它意味着精神世界身处于黑暗年代时的一种反馈,而不是相反,或者,它也意味着诗歌作为对历史形式的反抗精神,而成为蔡楚诗歌中一种难以抹杀的明确叙说。
   
   这就是在面对蔡楚的诗歌时,我们所能够明确感知到的对于诗歌本质的申诉,通过他的对时代阴影的直接描绘,从而在接近情感的主体上,予以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所需要勇敢面对的一种非人性的生存状况。和当代诗歌所定义的文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个区别于正常状态之下的现状,也即,它区别于暗示性的诗歌生态,它包含着冲突并且同时包含了对于黑暗年代的一种近距离介入,而这就是作为一个曾经存在的年代中来自诗歌的别样的呈现,进一步而言,也就是中国大陆区域中地下文学的一道诗歌的亮光。
   
   在《乞丐》中蔡楚这样写道:“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然后是:“长夜漫漫,他在等待!”在大部分的状况中我们面对并承受着生活的凄风苦雨,也就必定会通过所描绘的对象来延伸感同身受的情感。并且就事实而言,地下文学在中国一直存在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之所以我们要讨论并且注重地下文学这一具有强烈现实含义的文体,是因为在这个定义中,不仅仅是对于诗歌,也同样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地下文学所具有的含义正是在于,这已然必将是一种对自由精神的恰当而确切的阐述,所以,当诗人在诗歌中发出感叹“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时,这其实已经不再仅仅是来自于对“乞丐”这个人物形象的感叹,而是在更为内在的表达中,体现着对于黑暗年代的思想的觉醒。
   
   因而,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诗歌和生活的情境之下,通过诗人对于人生状态的纯粹描绘,所赋予的正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生命主题”的深入,诗人在《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中说: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毅然地走出这可怜的家。”
   
   但却又通过“只因为旭日挥手向我示意”的表达,来明确主题之后的一个沉重的思绪:
   
   
   “我迈步奔往那希望的朝霞。”
   
   这种对于简单而贫乏的生活的抛离,并不只是因为要在生活本身的重压中带来在心灵和情感上的寄托,而是相反,这是对于黑暗年代的一种无奈的自我希望的诉求,是因为生活对于诗歌而言,已经不再具备人生的诗意,一切希望都只是一种对于个人生世无限的感慨,而诗人的命运既是在作为他的个体家庭的命运,并且之后,也同样地在作为着人类命运的一种真实的状况,这种状况,和地下文学的精神状态是处于同一类型的悲剧性层面之中,因而,也就是从这个层次的意义来说,地下文学的本质与精神,就不仅是在于它作为异议者的反抗和形象,同时也因为,对于黑暗的年代,这就是一种纯粹的诗歌,它通过对于人生现实的直接描绘,在心灵的层面上所要明确的正是基于一种毫无希望而言的社会主题,而这种带有强烈个体意识的诗歌,同时就是现代诗歌所要明确的一种主张,也即,诗歌的纯粹是建立在对于人类本身存在的注视这一形态和格局之中,方法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然而,它同时却要遭遇到的是,即使是这种较为明确的诗歌的声音,在黑暗的年代之中,却因为其纯粹的自发性而一定会被视为对极权意识的无理冒犯。
   
   因而,对处于黑暗年代的中国诗人而言,他们所要面对的除了来自生活给予的无情碾压之外,更多的则是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并且又同时会因为这种向往而遭受到长期、无情和蛮横的打压,当人不能通过他自己的声音进行真实表达时,诗歌作为一种手段和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就必然会因为这种状况而承受其沉重和艰涩的压力,与此同时,在无形中诗歌也就成为了要努力去撕破沉重黑幕的动力和选择,并且承担了进行庄重表达的权利和象征,而同时又需要看到另外一种情形,那就是,与之相对照,在诗人与诗歌之间也就达成了一种共同的仪式,这是诗歌所承担的诗意,也是对中国地下文学精神的一种贯穿,它是主动的,但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诗歌不再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而渴求真实情感的具体存在,这种立场,即是在表明对人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的一种追求。
   
   “那时我从未想到有一个花环,
   会题上我痛绝的追忆、忘情的冷淡
   ——心温柔地腾跳,
   当我们十七岁那年。”(《无题》)
   
   以及:
   
   
   “寄予无限希望的梦,
   到如今无一个有影有踪。
   但这一次也真如梦吗?
   当过往在记忆里渐渐朦胧。”(《梦》)
   
   当这些诗句连缀在一起时,诗歌的纯粹诗意通过人的书写而转变成为对生命时间的重要见证,它试图要肯定一个真实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而不是仅仅对过往现实的追忆和描绘,甚而至于它不再注重表达的外在形式,这是因为,要面对这一切,比写下这一切更为艰难,而这就构成了在黑暗年代之中来自诗歌的罪,因为诗歌指向诚实和真切的生活本质,也同时因为这是一种不被允许的写作。很快,创作诗歌的诗人被检举揭发,并且又同时因为诗歌被批判、关押、审判和管制,甚至在缺席的情况下受到指控并被抄家、审判。当一个诗人有罪的时候,我们要说,时代所赋予这个国家的生活比诗歌要更充满罪恶,然而,这只是一种开始,尽管在很小的时候诗人就饱尝了来自生活的痛苦,但这种刺痛的感觉不会就这样轻易离去。同时也说明了,在很多的时候,人并只是因为情感的抒发才需要诗歌,而这一切在统治者的眼里,却变成了无法饶恕的罪,因为,尖锐的诗歌指向真实。1973年,诗人清晰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用自己的爱恋,
   在心底建起一间小屋;
   但它是不是经得起,
   现实的霜雪、寂寞的风雨?”(《爱与愿》)
   
   事实上,在很多的状况中,诗人对于诗歌的抒发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经历的情感催化,而是当生命的意义破碎并被认为难以表露的时候,作为一种主题所能够描绘出来的就不再仅仅是个体的声音,它开始会变成一个时代的某种投影,并和这个时代汇聚在一起,而诗歌本身将由时间来得以检阅并且最终完成,因而,从这层意义来说,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只是属于他自己,他将通过不断地牺牲,用以来弥补时代的空白和缺席,然而,尽管,“我”在心底建起了一间小屋,但对于它的存在,“它是不是经得起,/现实的霜雪、寂寞的风雨”——这种来自个体对于世界的疑虑充满了不确定的成分,它所形成的对于个人的拷问,其实是在指向同时代的空间,并且在此之中,所要达成的正是诗歌对于心灵主体的阐述,它不再依赖于对形式的研究,而更注重于诗歌本体和音质的具体的内在含义,而又正因为如此,在区别于一般的形式之后,诗歌也就会必然地成为一种有分量的空间,并且会带着更多体积的力量,来作为谢绝一般“诗歌含义”的表达手段,因此很快,我们会发现,诗人在六十年代以被缺席审判的方式,所完成的正是对黑暗年代的一次深邃的诗歌仪式,并且,这种来自于诗歌之外的力量,即是历史对于诗歌的一种验证,也即:如果说诗人是有罪的,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是有罪的并且是作为犯罪证据的话,那么同时,诗歌也正好成了对黑暗年代进行指控的具体证据,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在此之中,任何一方都在进行着相互的较验,而作为对黑暗年代的具体指控,又通过对诗人的罪名而得以体现。
   
   1994年,诗人在《选择树》中写道:
   
   “只有拒绝森林的诱惑,
   才不必听兽王的喝呼。”
   
   正好,诗歌再一次验证了黑暗年代的某种隐秘力量,而这种情感将依然会因为其对于人的自由权利的渴望而继续存在,它不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有别于某一个区域的声音。
   
   2009年,诗人的诗歌集《别梦成灰》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后即遭到查禁,这使我们知道,黑暗的年代并没有过去,而纯粹的诗歌却得到了她新的定义。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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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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