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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制是中国抵抗北方蛮族能力不断退化的政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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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集权制是中国抵抗北方蛮族能力不断退化的政体原因
   
     比较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可以发觉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中国历史上两次被外族彻底征服——分别为蒙古征服和满洲征服,而幅员与中国相近的欧洲大陆却从未被外族彻底征服过——欧洲历史上先后遭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大入侵,但被征服的只是东欧、南欧等部分地区,欧洲从未被整体征服过;二是中国抵御外族入侵的能力不断退化,欧洲抵御外族入侵的能力不断增强,最后以守为攻,从海路(以英国为代表)和陆路(以俄国为代表)两路对外扩张。
     中国从先秦开始,就遭遇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游猎民族——匈奴的威胁,但匈奴在轻松击败中亚和北亚各民族的时候,却未能对南面华夏的战国的对抗中诸国占得便宜,更何况,当时战国还是处于混战的时期;从西周一直到“五胡乱华”之前一千一百年里,北方蛮族都未能入主黄河流域;“五胡乱华”期间五个北方蛮族虽然先后入主黄河流域,但东晋的势力仍达淮北、豫南、渭南,长期对中原保持进攻姿态;宋朝以降,对外武功弱势,以守代攻,但在对北方蛮族仍保有顽强的抵抗精神:
     史载,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城时,不愿投降的宋朝官吏打开武器库号召巷战,有三十万市民自发到武器库领取器甲,奋勇围攻入城金军,“来者如云”、“其势蜂拥”,金军本想屠城,猝不及防之下,反倒被打得退守城上,金军害怕夜间被武装老百姓赶下城,急忙在城上构筑防御工事;随后的日子,东京人民大批逃亡,商贾奔散,百业凋敝,许多汉民烧屋而逃,城内火光冲天,金统帅干离不眼见在东京根本过不下去,遂气急败坏地将北宋皇宫掳掠一空,挟持着钦徽二帝和大批宫人、财物,仓皇北去......


     到了明朝末年,则连这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1645年五月多尔衮“薙发令”下达之前,中国各路人马、士大夫衮衮诸公、南明头面人物,下至小老百姓,竟全无宋末反抗的气概,争先恐后投敌——马士英、阮大铖、刘良佐、侯方域等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箪食壶浆,把野蛮的外族入侵者当作“王师”来迎接,多铎部入南京时,南明士大夫们竟出城十五里鞠躬以候;及至多尔衮等满洲酋长们“薙发易服”声声令下时,方才羞愤难当,忍无可忍起来反抗,但此时贼鞑子们已窃据大半壁江山,大势去矣!
     明眼人不难发现,中国抵抗外族能力最强时期在周朝和先秦——也就是封建(分封制)社会时期,往后,随着封建属性的越来越弱,能力逐渐退化;汉唐时期,中国社会贵族气未尽,雄踞一方的军阀势力也很强,到了宋朝时期,贵族和军阀已完全为官僚所取代,中国进入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时代;明朝朱棣篡位后,中国贵族气完全消失,成为高度集权而僵化的儒家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抵抗外敌的能力跌倒谷底。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退化?独评为数不多的通晓历史者、草虾网友认为,这全都是因为腐败,但是凡有权力的地方都有腐败,越专制越腐败,宪政民主到来之前,天涯何处不腐败?欧洲的国王和贵族生活就不腐败?多尔衮之流夜夜新欢,更是腐败得不得了(哪有崇祯那样廉洁?),他们如此腐败,为什么反而崛起?而崇祯洁身勤政,却反而输得最惨。这说明腐败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面对挑战(或机遇),统治者能不能振作起来。
   
     在分封制社会里(封建社会),各封建主都是各自领地的世袭统治者,类似于一个个小国的皇帝,而一旦自己的领地被外族统治者征服,原封建主保住贵族地位的希望就渺茫了,因为即使投降外族入侵者,自己原先领有的地盘也几乎无可避免地被夺走成为外族贵族的领地。历史上成功侵占中原的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入主后无不大肆圈占土地房产:满清入关后,满洲贵族不仅在河北圈占大片良田,还将居住于北京内城的明朝公卿将相士大夫统统赶出,将抢来的宅邸分给满洲权贵居住。
     丢了领地,也就丧失了世袭特权这样巨大的既得利益,为了捍卫自己的世袭特权,封建主就天然具有抵抗外族入侵的巨大驱动力,他们会为保自己的地盘而拼死抵御外寇;他们很清楚:有地盘才有自己的贵族地位,一旦地盘丢了,自己什么也不是。
     因此周朝列国和先秦的战国七雄,尽管相互之间争战不休,对北方的胡人都有着强劲的抵抗力,北方的诸侯国早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各自都在统治境内修了长城。那个时代华夏民族抵御外患的凝聚力非常强,孔子就提出:“尊王攘夷”;那个时代华夏民族对外族有着很强的自信和优越感,孔子说:“狄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
     欧洲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分封之下,期间各国国王、贵族、封建领主之间虽然经常争战,但面对外族的入侵,也是无一例外地猛烈抵御,抵御的能量非常大。
     中国的周朝和先秦时期和历史上的欧洲,为什么抵抗外敌的能量强大?就是因为各个封建主有着抵抗外族入侵的巨大驱动力。
     虽然,分封制下封建主抵御外敌入寇,有各自为战的弊端,因而存在被外敌各个击破的危险,但它却不会发生多米诺般的雪崩效应。由于每个封建主对入侵外敌的拼力抵御,就能够有效地消减化外蛮族入侵的冲击力,以致于入侵的蛮族每每在征服了几块地区之后,便因为实力的损耗而无以为继。
     因此,历史上多次遭到化外游猎蛮族大规模入侵的欧洲,从未被蛮族彻底征服过;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猎民族蒙古人,也只是征服了东欧的部分地区。
     与之相应的是:在秦统一之前的八百年分封制期间,北方的胡人甚至从来未能入主中国的黄河流域。
     正因为分封制有利于抵御外敌,1215年以后,遭蒙古军大举压境危机日深的金国,就取分封制应急:金宣宗下令在金蒙边境地区废除了深受汉人痛恨的猛克谋安制度、并破天荒地册封了一批当地汉族士人豪绅为“世侯”,授予其领地的军政全权,其中包括张弘范父子,这一政策果然有效,这批受封汉族贵族,立即为保富贵成为抗蒙的中坚势力,迸发不菲的战斗力,虽然由于力量悬殊,最终被蒙古所败,但“世侯”的顽强抗蒙,把金国灭亡的时间推迟了近二十年。
     
     而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官僚,就完全没有分封领主们抵抗外敌的动力和士气了。因为在中央集权制下,地方官吏都是由中央委派的“公务员”,他们对任职的地盘没有所有权,他们的权力仅在任职期间,他们更没有世袭权,其利益也不与任职的地方捆绑,因为异地为官或升迁等诸多原因,他们的任职地区时常变动,他们基本上也不是任职地区的人,对任职地区也缺乏封建领主对自己地盘那种情感...综合起来可知: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官僚,其利益在于官职而不在于地盘,至于做本国的官,还是做异族入侵者的官,并没有多大得分别。所以,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官吏,很难有诸侯领主那种抵御外敌的奋勇气概。
     也因此,腐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遭到强大外敌入侵的时候,往往抵抗力低下,甚至出现全局雪崩的情况;如果中央集权制国家腐败而又内乱,而外敌又采取招降纳叛的政策,则会发生大面积投敌、甚至各级官僚争先恐后投敌的怪现象,满清入关前后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
     由这个道理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宣布独立的美国,在其民兵为主的部队几个人合用一条步枪的艰苦条件下,对英国远征军会有那样顽强的抵抗力。因为当年的北美十三州犹如十三个诸侯国,每个州的统治者虽不是世袭贵族,但都是各州州民选举出来的真正家乡父母官,他们的农产、田地、庄园、家产俱在本州,抗英的成败,关乎他们的政治生命(选票),唯有击败英国人,才能得到选民的拥戴。普通的州民更是如此,他们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战,英国有句谚语:“没有财产,就没有自由”,对新大陆人来说,有家园才有他们珍视的自由。
     美利坚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大杂烩,恍若乌合之众,为何具有那样强的战斗力,以致于率先打败了日不落帝国的军队?就是因为联邦制和宪政民主这两样东西。
     
     中国在秦以后,“治乱”循环却了无进步的恶性循环历史表明:中央集权制在大国是行不通的。长期的中央集权制加上落后鄙劣异族的殖民统治,导致中国人一盘散沙、昔日礼仪之邦如今竟以内讧闻名于世,中国人要想重获凝聚力,非得有联邦制和宪政民主这两样东西不可。
   
     曾节明 成稿于2013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初夏纽约州
(2013/05/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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