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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实质以及民运的任务(修正稿)

       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实质以及民运的任务(修正稿)
   
     
     看到现在还有好些民运人士在主攻马列毛,并以为继续狠批马列毛,中南海就会应声而垮,不禁为之深感悲哀,因为“六四”二十三年来,中共政权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变,这些人还在刻舟求剑、无的放矢。
     虽然无耻地挂着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招牌,但中共政权早已抛弃了马列毛主义——人民公社早已倒塌、计划经济早已解体、大量的国有经济体遭“改制(私有化)”,以至于现今中国国企比例已低于法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基本引入(虽然此种特色的市场经济,带有浓厚权贵资本垄断和权力“调控”(操纵),凡此种种,因此,中国现政权已经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极权,或者说,现政权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政权。


     中国共产党固然继续打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破旗,但做的完全是马克思强烈反对的一套,它不仅早已不领导社会主义实践,而且在中国推行比西方原始资本主义还要残酷的流氓资本主义。2001年江泽民推出“三个代表”,公开容许资本家入党后,中共统治集团迅速和劳工阶层划清了界限,因此,现在当权的中共,完全是假共产党,它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任何关系,它甚至不能代表它自己的基层党员,因为这个党的领导层已经不来自普通党员,而来自早已资产阶级化了的党官僚集团(子女家人及其关系网)——就是所谓的“五百个家庭”及其代理和附庸。
   
     最早看出中共统治集团将发生官僚资产阶级异化的民运人士,是我的恩师陈泱潮。陈泱潮早在1974年,就在其巨著《特权论》中预判:中共的所谓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民主并没有实现,中国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利用共产党的专政体制,要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陈泱潮还在书中以毛泽东的原话警告中国人:“中国一旦变修(指由共产党领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当然,毛泽东的极左极权专政也不是好东西,某些方面比法西斯更坏)。”
     后来的历史的发展,完全应验了陈泱潮的判断和毛泽东的预言。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六四大屠杀后”,中国由奉行一大二公“防修反修”的极左极权专政,急骤地摆向极右——红色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这一政治生态体制内已无可逆转,胡锦涛虽然一度想把此种极右法西斯专政往陈云式左专政的方向拉,但只拉出个“国进民退”+管理社会学朝鲜的政左经右极权倒退法西斯专政怪胎;习近平想走刘少奇新民主主义道路,但至今仍走不出个所以然来......
     陈泱潮虽然对中共大趋势的判断正确,却在《特权论》中对当时政治生态作了夸张的判断,他把当时中共官僚的特权待遇当作资本,进而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官僚特权已经资本化。实际上,从毛泽东时代直到1992年前(计划经济年代),中共官僚的既得利益都基本不能算作资本,因为那一时期中共官僚的既得利益只停留在特权待遇上,而特权待遇一是数额尚未大到增值资本的程度,二是没有可供官僚将既得利益转化为生产资料或增值资本的市场,因此,陈泱潮的论断是错误和夸张的。尽管有这样的局限性,陈泱潮作为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他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
   
     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绝对杜绝民主政治的前提下引入市场经济,这就完全洞开了权贵市场化的闸门,从此中共官僚集团有了权力寻租——特权资本化的绝好条件。故1992年后中共官僚集团飞速地向官僚资产阶级转变。比照他们的前后生活变化就可以看出这点:八十年代时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市长、书记并不稀罕,现在不要说市长、书记难得接近,就是市政府一个局长、一个科长,有几台车、有几套私房、几个“小秘”...都见怪不怪,灰色私产上千万很正常,子女普遍出国镀金,甚至拥有西方国家绿卡、护照...这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
   
     中共统治集团的资产阶级化,有这样一个大致的转变线路图:
   
     起始阶段:1978年邓小平“复出”,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修正主义走资路线——“改革开放”;但因为当时以陈云、李先念为代表的正统共产党元老许多人还活着,邓小平赤裸裸抛弃马列毛阻力太大,故只能打擦边球、搞鸟笼经济、实行“双轨制”...整个八十年代就是这种情形。
   
     转折换挡阶段:1989年的“六四”事件,一度令邓小平走资派路线遭党内强烈质疑,以为邓走资会引发颜色革命,断送共产党的江山;但随后没有经济改革的前东欧、前苏联整体变天,又令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人看到:共产党国家不走资死路一条,故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南海多数寡头达成了“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共识,急忙引入市场经济,全面加速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化。
     前东欧苏联共产主义阵营之所以变天,一个重要的驱动是共产党官僚集团不再满足于特权待遇,而谋求特权资本化,在没有“邓改开”的情况下,“改旗易帜”名正言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成了这些国家共产党特权资本化的必由之路。变天后的前苏联、前东欧国家中,新政权官员中平均百分之八十二是前共产党官僚,恰恰反映了这一点。
     而在中国,1992年邓小平洞开权贵私有化闸门,就大大减轻了变天的体制内压力,使得中共官僚集团无须改旗易帜,也能将特权资本化,而且借用了共产党专政的大棒,权贵私有化的效率比前苏联、前东欧高得多、成本也低得多。
     “邓南巡”在危急时分再次挽救了中共政权,如果没有“邓南巡”,红朝中南海政权很可能经不起苏东波的冲击,而在九十年代崩溃。
   
     全面疯行并买办化的阶段:1992年至今。“邓南巡”后,中国共产党向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党急剧转向,2001年江泽民抛出“三个代表”,公开容许资本家入党,与党外大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这标志着中共资产阶级化的最终完成,中共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2年,由江泽民主导,中共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从此委身国际资本,与以撒切尔、小布什为代表的西方极右势力(西方跨国大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从此西方大行绥靖政策,至今乐此不疲;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又洞开中国资本市场,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中共统治集团又打上了买办资产阶级的烙印。
   
     “邓南巡”引入市场经济之初,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纷纷下海,自以为邓小平的“不问姓资姓社”将会带给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等同和平演变,于是一个个放弃了八十年代的原则甚至人格、操守,纷纷唱起“深圳赞歌”来,殊不知邓小平洞开市场化闸门的真正用意,是为权贵掠夺大开方便之门,以官僚资本主义的新生命力,巩固政权,以由他们这“五百个家庭”继续专政...至于社会主义变质、共产党变修,他们才不在乎,只要由他们来专政,只要能闷声发财,怎么搞都行。
     及至中国的极右法西斯暴露出狰狞面目,这些对邓南巡浮想联翩的人,在强拆、征地、计生、截访、揭批XX功中被整得吃S都找不到厕所门时,他们才知道错了!
   
     恶果实际上早就注定了,丝毫不受监督、挥舞专政大棒的中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权派,在丧心病狂贪欲的驱动下,恨不得一张皮榨出你三两油来,他们治下哪有人权?向他们讨要人权,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此巨大的既得利益和享受权力的滋润下,要他们良心发现如同笑话,相反,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逃避清算,他们只会更专制、更冷酷!
   
     至今有右派异议人士还在摇唇鼓舌地为温家宝辩护,说什么:温家宝作秀“普世价值”,也是推动政改的行动。我想问这种人:一边做婊子、一边立牌坊是否算作净化社会风气的行动?温家宝一边帮着朝鲜牌官僚资本怪胎胡锦涛大力维稳、大搞贪腐、不要说政改,对减轻点暴政的小改良都一毛不拔,一边到处卖唱“普世价值”,说白了,他所谓的人权就是他们一伙贪赃枉法维稳圈钱卖国不受监督、不受追究“人权”;他所谓的民主就是他们一撮人少数服从多数公平分赃的“民主”。
     综合起来可知,民运的目标是宪政民主——建立左、中、右派兼容公平竞选的宪政框架,当前民运的大敌不是在野的毛左,而是虚伪透顶的、戴着社会主义面具、披着共产党画皮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权派——所谓的“五百个家庭”,正是这些这些家伙专了中国人政,他们和撒切尔、小布什等西方垄断资本家代理人打得火热。正是这些卖国求荣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权派,二十多年来把中国搞得山河破碎龙脉断——漫天污染遍地毒、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见死不救社会道德大败坏、厉行“计生”手术刀民族自宫“未富先老”积重难返...以邓江胡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当权派,二十年来把中国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断子绝孙、亡国灭种的边缘!
   
     民运的任务,套用邓小平的话就是:要警惕左(毛左),但主要是讨伐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极右当权派)。如果民运人士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还把讨伐马列毛当作主攻对象,就和张国堂以驱逐马列毛信奉者民运主要方式一样,是疯子战风车。
   
    中国社民党副秘书长、文宣部部长 曾节明 写于2013年五月五日晚于暮春纽约州
     
(2013/05/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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