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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因论和素质论的哲学思考


(传统文化和素质论VS外来文化和制度论)


   

徐水良


   

2013-5-13日


   

2013-5-18日修改搞


   
   
   当代中国的问题,是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素质低造成的?还是外来马列文化和专政制度造成的,争论异常激烈。这个争论,已经超越争论本身,牵涉到外因决定论和内因决定论等哲学问题,在哲学上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老毛在《矛盾论》等文章中提出的内因决定论,进行必要的反思。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的左派专制文化和制度,自国外引进或输入。这是一个非产简单明白的事实。
   
   可是,自《河殇》以来,伪右派伪精英和左派权贵当局,以内因决定论哲学谬论为理论依据,不遗余力地把外来专制文化和制度的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素质头上。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批判和清理。
   
   作为伪右阵营的一个代表人物,茅老也是这些理论不遗余力的提倡者,他说:“我们受皇权的奴化教育太深太深。自己做了奴隶而不能自觉,总以为为国牺牲永远是对的。殊不知代表国家的那些政治家和外交家有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也受皇权至上的奴化教育,做事并不以百姓的利益为首,甚至侵犯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有人指出这一点时往往还被认为是汉奸,卖国贼。由此看出奴化教育的危害。”
   
   又说:“我们受了几千年的皇权教育,要忠君爱国,为国牺牲,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是口号也是实际行动。重庆的红卫兵公墓就是见证。现在人民要做国家的主人,180 度的转变实在很困难。尤其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
   
   茅老的说法,完全是为外来马列文化和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把他们的罪责推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素质头上。
   
   茅老的说法:“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也完全是一种极端的、指望出个好主子,靠主子搞开明专制,就能世界太平的彻头彻尾的昏话。不过,对这句昏话,这篇文章暂时放过,只批评他和伪右搬用的种族主义素质论,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和他们用作指导思想的老毛的内因决定论。
   
   茅老和伪右拼命把造成中国的问题的责任推倒老百姓头上,把中国的问题推到几千年皇权奴化教育的头上,为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是完全错误的。
   
   权贵和伪右把最反动的全世界摒弃的种族主义素质论、和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搬出来抵抗民主,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受到批判还不断狡辩,只是说明权贵及伪右在理论上穷途末路而已。
   
   以东西德,南北韩,日本和东欧等不同地方的制度对比和差别为例,不是因为西德、南韩,日本国人素质高,东德、北韩、东欧国人素质低造成的,而是取决于由苏联占领还是由美国西方占领,与本地实际国情、文化和人的素质关系不是很大。
   
   西欧和日本文化不同,却都搞民主,两德两韩文化相同,制度却完全不同。还有东、西欧之间文化相似,但二战后制度差别巨大。日本搞民主,但同属欧洲文化,远比日本文化更接近西欧文化的东欧,却搞专制。所有这些,都说明,这里的专制和民主问题,与传统文化、人的素质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占领者不同,占领者的政治主张不同,他们决心推行的制度不同。
   
   权贵和伪右的种族主义的素质论和种族文化论,其哲学根据,是老毛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提出来的内因决定论。
   
   老毛不学无术,不懂装懂,其内因决定论完全是不懂哲学的胡说。
   
   实际上,内因和外因,起决定作用还是不起决定作用,完全取决于实际情况,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而言。原则上说,在抽象的意义上说,内因和外因,都可能对某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起决定作用,或起非决定作用;但在特定意义上、在特定范围内,双方何者起决定作用,何者不起决定作用,往往又是一定的。
   
   如前所述,在二战以后欧洲和亚洲的特定条件下,东德,北韩,东欧搞专制,西德,南韩,日本后来搞民主,两者的差别,内因文化,素质之间的差异,往往不起决定作用,有时甚至作用不大;而外因由谁占领、受谁影响,是苏联,还是美国和西方,两者的差异,作用却很大,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比较决定作用还是非决定作用,只有特定意义特定范围内,在两者有可比性的时候,才有意义。
   
   当我们谈论某事物的内因和外因,比较内因和外因,确定何者起决定作用时,我们已经把它们放在可比范围内来讨论。
   
   比如研究鸡蛋和温度的关系,就内因方面来说,只有质量比较好的受精卵,才能变成鸡。未受精和质量太差的,都不能变成鸡。就外因方面说,过高温度和过低温度都不行,只有才一定范围内的合适温度,才能使鸡蛋变成鸡。
   
   因此,在质量较好的受精卵条件下说,外因有无合适温度起决定作用;在合适温度条件下,内因鸡蛋有无受精和质量是否合格起决定作用。
   
   但不合适的温度和不合格的鸡蛋之间,就没有可比性。它们与石头之间,更没有可比性。
   
   而不学无术不懂装懂的毛泽东,在通篇都是谬误的《矛盾论》中(注:参看本人三十多年前写的批判《矛盾论》的文章《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等问题》),宣扬所谓的“内因决定论”谬论,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鸡,却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其特点,就是把不可比性拿过来,来搅可比性的局,把事物之间的不可比性,说成是内因不同。
   
   再说一遍,研究鸡蛋一定温度下能不能变成鸡等这类问题,何者起决定作用,何者起非决定作用,必须有可比性,就是不同的鸡蛋(内因)和不同的温度(外因)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对比。鸡蛋和石头作为不同性质的事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可比性,任何温度都不可能使石头变成鸡。温度只能使鸡蛋变成鸡。在都是鸡蛋和温度两者对比的条件下,不同的温度(外因),不同的鸡蛋(内因),何者起决定作用,有可比性,才能进行比较。
   
   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谬论,所谓的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鸡,却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因此是内因决定论,这纯粹是诡辩。把不可比性和可比性混为一谈。然后把两者,即可比性事物和不可比性事物之间的差别,说成事物的内因不同。
   
   实际上,如果老毛的内因决定论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相反的外因决定论,也同样能够成立,如果有外因决定论者学习老毛逻辑,把不可比的因素拉进来,也跳出来说,外因才起决定作用,内因必须通过外因才能起作用,鸡蛋变成鸡必须通过合适温度,但什么样的鸡蛋,在高温火焰上面,都不能变成鸡。因此,外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个逻辑,也同样成立。
   
   在这里,老毛的胡搅与外因论者的胡搅,同样都是不懂学术不懂哲学思维和逻辑的白痴式胡搅。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科学家说,没有阳光,植物就不能生长。这时,老毛跳出来说:这是外因决定论,不对;内因才能起决定作用,阳光能使植物生长,但不能使石头生长,可见内因才起决定作用。或者反过来,科学家说,植物的内部基因决定植物的生长,外因论者跳出来说,不对,只有外因阳光才起决定作用,没有阳光植物就不能生长。那么,我们只能把内因论者老毛和相反的外因论者,都看作理论上学术上哲学上的白痴一类人物,给予鄙视。
   
   一个居民,在毒物工厂毒物污染环的境下被毒死了,你和这个工厂的辩护人,不去责怪毒物污染,却去责怪这个居民,攻击他没有像毒物环境下生存的细菌病毒那样,具有抗毒能力的内因,这是哪家道理?
   
   可惜,中国的内因论素质论者,就是这样一批毒物工厂的辩护人。
   
   下面再顺便说一下经济决定论等问题。
   
   人类社会的各种特定因素,其决定作用和非决定作用,当然也会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也会互相转化。但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人的自身发展程度,决定人类社会。包括经济,也是由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由人决定的东西。马列主义和迄今的经济学家,把经济说成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完全是颠倒了人类和人类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经济学理论上说,马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毛左和伪右,信奉的基础理论都是经济决定论,经济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经济是基础,是政治、思想、文化、法律的基础等等那一套彻头彻尾的谬论。
   
   因此,马列毛左主张全盘公有化,计划化,非商业化;新自由主义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他们都是经济决定论理论毒藤上结出的双胞胎理论毒瓜。
   
   如前所述,经济是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由人决定的东西。不是经济创造和决定人和人类社会,而是人和人类社会创造和决定经济。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场和计划,都不过是人类管理和掌控经济,以及人类自身权力的不同手段,就像人必须有两手两脚,才能走路和做事一样。
   
   可是,毛左和伪右,马列和新自由派,都是一批蠢人,非要砍掉人类的一条腿,一只手。使社会陷入极度偏执、不平衡和异常状态。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前三十年的问题,必须由马列毛左负责,后三十多年的问题,必须由伪右和新自由主义负责。
   
   必须坚持当代自由民主社会“公共领域公有化、民主化,私人领域私有化、自由化”的真谛,坚决反对毛左和伪右。
   
   必须坚决批判经济决定论谬论,肃清其影响。
   
   权贵和伪右们拣起老毛内因决定论的陈词滥调,拣起历史上种族主义素质论的陈词滥调,即非要说某个民族和种族素质低,不适合自由民主的陈词滥调。他们把这种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滥调,用到中国,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
   
   这类陈词滥调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破产了,也必将在中国破产。
   
   =======
   
   附:
   
   右派批评茅于轼,毛左们很惊讶。其实,无论是批评茅于轼,还是反对私有化大掠夺,右派都比毛左早多了。
   
   本人很早就批评邓式改革。1979年与邓左分道扬镖,批判四个坚持。1984年批判包字进城。1988年《短论数则》批判特色理论和邓式改革,批判猫论摸论摸石头过河是反对现代系统科学的实用主义,指出邓式改革导致的大规模冲突迫在眉睫。改革不先搞政治改革,不先搞民主,就是本末倒置,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都将变形而失败。1997年私有化掠夺迫在眉睫,本人又一再发表公开文章和呼吁,指出不搞民主,私有化必然变成特权官僚的掠夺和谋私。
   
   四十年来,我们既反对公有化掠夺,又反对私有化掠夺,立场都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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