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六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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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见证】关于六四之夜的回忆

【六四见证】关于六四之夜的回忆
   
   作者:麻子
   
   已经十年了,有时真不敢相信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依然能清晰地忆起十年前的那个清晨,当我回到位于中关村的家里的时候那种麻木的感觉。我一向有记日记的习惯。参加过四月十八日的大会堂前静坐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大概有几千字的东西,将整个事件记了一个流水帐(注1)。五月十三日到五月十九日参加绝食期间,我也坚持在一个小本上记下所见所闻和自己的经历感受,后来还整理了一本“绝食日记”。但是关于六月三日到六月四日的那个夜晚,我没有写下任何具体的事情,我只记得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回忆过那天晚上的经历。不断在我脑海中跳出来的,只是一个一个的片断。十年后,当我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却发现有些细节已经模糊了。我想,如果我再不认真地回忆与记录,留在我脑海里的,就将永远只是那些由黑暗、火光、奔跑的人群、枪声、叫骂斥责声、士兵与军官们凶狠的面孔、黑洞洞的枪口、极度的愤怒与极度的恐惧等等等等组成的一个个片断了。如果真的等到我的记忆再也没有任何史料价值了,作为一个在长安街上经历过六四之夜的人,我也许会感到责任感上的愧咎。

   
   1、 出发
   
   绝食之后,我一直在家里休养,几乎足不出户,连近在咫尺的学校(北大)都少去,基本上只是凭中央电视台、BBC和美国之音的新闻,以及父母带回来的消息了解外面的情况。当时的感觉是,五月十九日李鹏宣布戒严后,形势的确紧张了几天,但是到五月底六月初,形势就越来越松了。军队进不来,好象也没什么办法,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精神和身体上也相当疲惫了,广场上基本上是些外地学生住在香港人捐的帐篷里“坚守”,中央一直没有什么声音,媒体基本上没有站在戒严部队一边,人民日报甚至有一篇关于北京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的报道。但是大家又好象都不知道该怎么下台。广场上一会儿树个神像,一会儿办个婚礼,一会儿又有“四君子绝食”,这恐怕都是学生领袖们在寻找刺激因素,给已经疲塌下去的运动打强心针,但似乎效果不大。
   
   六月二日,同宿舍的老九到家里来找我,通知我说可能快复课了,复课以后马上就是考试,吴老师在六月三日上午讲他那门课的复习重点,让大家去参加。就这样我六月三日上午去了学校,在三教上了一堂复习课,抄了一大堆复习题。下课后在学校吃过饭,骑车到天安门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在六部口碰到了警民对峙,一颗催泪弹在离我不到十米的地方爆炸,可是正如有些回忆者已经提到过的,那种催泪弹只是让人觉得有点辣嗓子,并不让人觉得想流泪。街上有人递给我一块布,让我捂住鼻子。我后来把这块布带了回来,想着也许还会有用。回到学校吃过晚饭,还在三十九楼后面的空地上和几个同学踢了会儿球。这时候已经听到戒严部队的通告了,而北大的广播站在号召大家去广场和街上支援,并提醒大家部队会用橡皮子弹,让大家多穿衣服。印象比较深的是,广播里反复讲述当天下午在长安街上一个女生的腿被催泪弹炸伤的故事。
   
   七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想去广场,但是老九认为还太早,他坚持说我们九点出发应该差不多。不知道他这个时间的概念是根据什么定的,但是我不想一个人去,所以只好等着。后来想想,也许还真是老九的这个决定救了我一命。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北大筹委会的广播,广播里不停地报告哪个哪个方向的戒严部队使用了橡皮子弹。九点多钟,老九、老万和我三个人骑车出发了,目标是天安门广场。老九和老万都穿着军大衣。我没有军大衣,但也穿了一件在六月天已经显得相当厚实的大绒衣。我们的目的是防橡皮子弹。我还把下午得到的那块布也带上了,以防催泪弹。
   
   2、 两把菜刀
   
   海淀黄庄一带街上的人不太多。人民大学门口有一些人聚在一起一边听人大学生的广播一边在议论,我们路过那里的时候老九兴之所至喊了句“打倒李鹏”,引来一些喝彩。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枪声的,大概是过了白石桥就听到了。但是因为一直认为是橡皮子弹,所以也没在意。一路骑到甘家口,远远看到马路中间站着很多人,把汽车道和自行车道都堵住了。骑到近前,我们被一对年轻夫妇拦了下来。他们看样子象是附近部委里的机关干部。他们抓住我们的车把急切地说:“你们不能再往前了,前面已经开枪了,已经死了很多人了。”我这才看明白原来街上站着的大概都是附近的居民,他们看到往南向木墟地方向去的人,特别是学生模样的人就拦下来,告知前面已经开枪了,是真枪真弹,让来人不要再去送死了。说实在,当时听到军队用的是真枪实弹,我的心里猛地跳了一下,怎么也不会想到“人民子弟兵”真的会用真枪实弹射击自己的人民。也就是不到两年前,我们还在三十八军的教导团军训了一个月,与部队的班排长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后来还和我们班长通了很长时间的信,直到他调到另一个部队。可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就是这样的军人现在在用真枪实弹射击我们??
   
   可是我们已经到这里了,让我们就这么掉头回去肯定是不愿意的。我跟那对年轻夫妇说:“我们必须要去,我们还有同学在那边。”僵持了好一会儿,他们看实在拗不过我们,就说:“你们实在要去,就把这个带上,也许能防防身。”说着,递过来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我莫名其妙地接过来,发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夹着两把菜刀。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又非常感动。我把菜刀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向他们道了谢,就又往前行了。道别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眼泪已经快下来了。
   
   3、“学生到哪儿去了?”
   
   再往前,枪声就更加清晰和密集了。骑到玉渊潭附近,就不能骑了。这次不是因为马路上站满了人,而是汽车道上空空荡荡,没人敢走,偶尔会有人拉着平板三轮车疾跑而过,车上躺着死伤者,也看到一辆救护车飞驰过去;而自行车道上蹲满了人,也让人不敢再往前骑了。自行车道上的景象很奇怪,人人都蹲在那里,把自行车放在身前,好象自行车可以当个掩体似的。从玉渊潭到木墟地桥的这一段自行车道上,就这样一路蹲了一长溜的人。开始我们三个人还一起往前移动了一段,后来老九学着别人的样,把自行车横在身前,往那里一蹲,说什么也不走了。到后来我和老万也失散了。我这时觉得自行车反而是个累赘,就把车放到玉渊潭公园墙外的一个车架上。我把那本夹着菜刀的杂志放在车旁边,而没有带在身上,因为我不认为真的有事时它们会起什么作用,而我倒觉得它们是件很好的纪念品(后来我母亲用它们作了种花的铲子)。
   
   这时候大概木墟地桥这一段路已经被戒严部队打通了,枪声渐渐稀疏远去了,桥上在一辆接一辆地过军车,那种势不可挡的阵势的确让人觉得恐怖。也许历史上有很多异族军队攻破城池,大军入城的景象与这类似,但是现在杀进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们自小受到的多少关于解放军的教育在一瞬间被翻了个个儿。
   
   我一直摸到了桥栏下面的河堤上。这里已经蹲了有五六个人,有人在从堤顶上的人行道上把方砖揭下来砸碎,再把碎砖块递给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就用这些碎砖块砸向那些从桥上驶过的军车。其实这么扔砖块对那些军车和军车里的人没有任何威胁。因为我们不敢直起身子站得很高地扔,大部分砖块根本投不到军车那里,即使有个别砸到了军车上,也就是隐隐约约听个响。但这也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除了叫骂以外表达愤怒的唯一方式了。我一边扔砖头一边在想,要是现在哪辆军车停下,士兵端着枪杀过来,我们这几个人唯一的逃命方式大概就是跳到河里去了。蹲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中年汉子,一听他说话就知道是个老北京。他投了一块砖头后在那儿嘟囔:“这会儿学生都跑哪去了?”我一听马上回了他一句:“我就是北大的。”蹲在他另一侧的一个小伙子也跟了一句:“这儿还一个师大的呢。”他一听好象立刻来劲儿了,跟我们聊起来:“我跟你说,真是太惨了。我这么会儿已经抬了俩下去了。看我身上这血。有一个就在我旁边,一枪打在肚子上??”
   
   3、 烧军车
   
   过了一会儿,这拨军车大概要过完了,我们从桥下远远望过去,只见最后两辆卡车在木墟地路口当街停了下来,最后一辆车上的士兵跳下车来,大概有一个班。我们以为士兵要来搜剿“暴徒”了,顿时紧张起来。只见那个班的士兵先是列队,然后就跑到前面那辆车那里爬了上去,前面的车就开走了,留了一辆空的军车停在路口。过了一阵子,周围的老百姓看看前面的军车已经走远,后面也还没有新的军车上来,就渐渐围拢过去,有人爬上卡车,把里面的东西扔出来,也就是一些军用垮包和水壶。我捡了一个垮包,里面只有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旧饭盒。这时候有人提议把军车烧了,很快火就点起来了,而且很快就蔓延开来,不一会儿整个车子就烧了起来。我到这时才开始猜测这辆车是故意留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让人把它烧掉。我记得当时看了一下表,时间是十二点左右。
   
   这时候枪声又渐渐近了,大概是下一拨部队到了。人们四散逃开,找掩体藏身,我记得我是藏在路口东北角的一根电线杆后面,旁边是个垃圾桶。可是大家却看到有一个人盘腿坐到了马路中间。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拼命冲他喊,让他赶紧离开那里,可是他象是没听到似的象个菩萨样地坐着。映着军车燃烧的火光,伴着旁人的喊叫声和渐近的枪声,那个人就那样坐在那里,那个景象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而我甚至忘记了他后来是怎样离开那里的,是被人硬拖走的还是自己离开的。
   
   5、“怎么办?”
   
   等这拨军车又过去,人们重新聚集到街上。这时我意外地与老万重逢了,我们就一起开始随着人流沿着长安街向东走。我们一开始的目的地就是广场,而人们似乎也都在担心广场的形势。两个五十多岁的大婶见到我们就急步走过来抓住我们的胳膊说道:“学生,现在可怎么办哪?你们说现在可怎么办哪?”学生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而且是行动上的组织者,因而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学生有了某种地位,可是现在面对着这两位大婶的问题,我这个学生该怎样回答呢?我又能说出什么呢?我只觉得窘迫与惭愧。可是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在复兴门附近,我们追上了停在那里的军车。不知道前边出了什么问题,一长溜军车停在那里不能前进,而每一辆车周围都围满了老百姓。我也挤到了一辆车的下面。下面的老百姓在斥责那些军人,具体的言辞记不清楚了,无非是指责他们靠老百姓养活却用枪来镇压老百姓。车上的那些军人面无表情地听着,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一个士兵却突然嘻嘻笑起来,也许是觉得这些下面的老百姓慷慨激昂的样子很好笑。这下下面的人被激怒了,人们纷纷嚷着:“你笑什么?你还有人心吗!”“你不就是有枪吗?有种的下来!”“下来!下来!”。士兵们不知道是不耐烦了还是得到了命令,站在车尾的几个开始冲着天开起枪来。枪声一响,围住车子的老百姓轰地一声四散奔逃,钻进路边的胡同或是仅仅躲在行道树后面,我跟老万就是这时候又失散了。过了一会儿,枪声停止,人们象蚂蚁一样又渐渐露出头来,渐渐围拢起来,斥责叫骂又开始,直到下一轮枪声又起,人们又四散奔逃,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军车继续往前开走了。我在那一刻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只是住在这附近的普通居民啊!没有任何利益驱动,甚至连理想主义可能都谈不上,他们只是凭着一种良知,就在这里用血肉之躯“辗转于文明人发明的枪弹中”(鲁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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