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六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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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见证】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

【六四见证】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
   
   作者:张先玲
   
   八九“六四”这个日子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渐渐远去,但它却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善良人的心中。因为就是在那一天,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成百上千无辜者的生命,并使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这一天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也唤醒了懵懵懂懂活了半辈子的我。

   
   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3日的晚上,我最小的孩子——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喋血于南长街南口,那里离天安门近在咫尺。他是为了追寻心中的正义,也是为了见证历史的真实而走上街头的。他被戒严部队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流血过多而死亡,死亡时间是6月4日凌晨3点半。
   
   他还刚刚开始他的青春年华,却被没有一点人性的统治者残暴地虐杀了。
   
   那时,王楠正在月坛中学读高二。他生性活泼,热情爽朗,又热衷于公益事务,乐于助人。他遇难前不久,月坛中学的教导主任马老师亲口对我说:王楠的品德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他尊敬老师,关心同学,是个很诚实可爱的孩子。王楠从紫竹院到月坛上学骑车要半个小时,在北京闹学潮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会在路上碰到那些去天安门的大学生。他对这次学生运动非常关注,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门拍照。有一次他想让我再给他一点钱去买胶卷,他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贵的镜头。我对他说:“你不要太热心了,学生运动是会被人利用的。”他说:“学生运动历来被人利用,但学生运动是激发民众的动力。”有一次看国际新闻时,他对我说:“您看这个镜头多么珍贵,如果没有人拍下来,事情的真相就会搞不清。”五月十七日,他和另一位同学组织了本校学生的游行,以声援绝食的大学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怀着“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顶红头盔,骑车离家直奔天安门的。他那时刚刚军训回来,这天他穿着一身旧军服,腰间扎着军训时战士送给他的一条新皮带—— 也许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别是那条真正军人用的新皮带,我们才得以认领到他的遗体。
   
   那年的六月三日是个周末。晚饭过后,有几位朋友来我家聊天,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谈到政府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有一位朋友根据以往的经验说:“共产党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然而,那时我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尚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政府会用极端的手段来对付学生。这天王楠也在家里,他听到了我们的议论。当他洗完衣服准备回他的住处时(他住在另一栋楼),突然认真地问我:“妈,你说会开枪吗?”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帮那时‘四•五’运动都没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为防备意外,我也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对我说:“妈,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别忘了明天出太阳的话,替我把洗的衣服挂到阳台上去!”想不到这句话竟成了我们母子俩的最后诀别。可怜的孩子啊,他怎么能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了呢!
   
   大约夜11点半的时候,我家的邻居告诉我,他看见王楠带着头盔,身穿军便服,背着书包骑车出了大门。我断定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彻夜未眠。伴随着一夜密集的枪声、隐隐约约的呐喊以及救护车凄厉的笛声,我担心孩子,担心学生,也为局势出乎意料的发展感到痛心,感到无奈,但我决没有想到杀戮竟如此的残酷,而且这杀戮竟会落到自己孩子的头上。
   
   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间,看到他留下的纸条:“妈妈,我去找同学了。”看得出他一夜未归。我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却不见他回来。我听院里陆续回来的人述说着镇压的残酷,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心头。
   
   我们决定出去寻找王楠的下落。当天晚上,我们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表示愿意帮着去寻找。他们从晚上到第二天,共去了24家医院,看到了许多被杀害的人,真是惨不忍睹。我的一个侄子从医院回来,见到我就放声大哭:“姑姑呀,太惨啦,我看见有具尸体露在白布外的是一双裹过的小脚,还有不足一米的孩子!”但是他们没有找到王楠。有人告诉我戒严部队还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关在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也许王楠就在其中。从4号到14号,我们没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确切消息。于是我们向学校报了案,请他们帮助寻找。在焦急地等待的10天中,我的心受着痛苦的煎熬,头发开始变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实,那时我先生王范地已经从王楠寄读过的花园村中学得到了他的死讯,只是还不知下落。他怕我受不了,一直瞒着我,一个人强忍着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直到6月14日,我终于接到了月坛中学的电话,说学校接到西城公安局的通知:护国寺中医院有一具无名尸,穿着、年纪和体貌很像是王楠,让我去辨认。那个时期,我先生正在参加国际比赛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医院。在楼下的候诊室,医生们向我述说了事情的经过:这具无名尸是6月7日西城公安分局送来的。因为当时各医院的太平间已经满员,所以送到这个小医院。送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泥土,头部包有绷带,破了的眼镜和头盔上也沾满泥土。听送来的人说:这具尸体是从天安门西侧28中学(现改为长安中学)门前草坪里挖出来的,在王楠这个坑里共有三具无名尸。因为王楠身着军服,特别是系了一根部队正规的武装带,以为他是军人,所以送到这里准备确认身份。自6月7日开始,戒严部队已来过多次,证实他不是军人,才通知学校的。还说别处还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确认为老百姓的无名尸已全都送去火化了。这个情况在我们以后寻访中得到了证实。
   
   找到了王楠的尸体,在那个时候应该说的不幸中的万幸了,然而,在遗体火化问题上却不意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刁难:因为邓小平9日讲话诬指学生运动是反革命暴乱,火葬场接到命令,死者必须甄别才能火化。为此我们几经交涉无果,后来,因王楠的父亲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由北京市统战部通过市委与有关方面交涉才准许火化,那已经是6月22日,离王楠遇难快二十天了。那时的八宝山火化场依然有武装的戒严部队巡逻,而且运送尸体的车辆仍然挤满了院子,遇难的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班。
   
   6月14日那一天对我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从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从此跌入了痛苦的深渊。那个时候,我不吃不睡,止不住地哭泣,身心濒临崩溃的边缘。亲人,朋友,邻居,包括素不相识的人们都来看望我,安慰我。从他们的关心和劝慰中,我逐渐冷静下来。我先生对我说:“你不能这样下去,如果你有个好歹,我们这家怎么办?王楠的事还没搞清楚呢!”我慢慢地清醒过来。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疯了。我要搞清楚儿子是怎样死的;他头上的绷带是谁包扎的;为什么埋在28中墙外。儿子为了记录下历史真实遇难了;我作为母亲,要为追查儿子遇难的真相而活下去。
   
   这时范地告诉我,7号早6点左右花园村中学的一位老师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姓吴,外地人,是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队员。他向那位老师报告说:你校学生王楠,学号xxxxx……,4日凌晨一点半在南长安街南口,头部中弹,抢救无效,三点半钟死亡。
   
   我从我先生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想:那个能报出长长学号的人,一定是见过王楠的学生证,了解王楠遇难详情的。于是,我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那位救护队员,将我儿子遇难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
   
   从此,我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诉说我儿子遇难的事情:在公共汽车上,在出租车上,在朋友家中,在别人来访的时候……。终于,我找到了第一个见证人,一位光大出租汽车公司(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没有了)的刘姓司机。他一听我是王楠的妈妈,神情很惊讶地脱口而出:那是您的儿子呀!而后他向我描述了当时发生事情:那时他正在南长街,当戒严部队开着枪过来时,有一个小青年冲出去照相,但接着便中弹倒下了。当时有群众冲上去抢救,但戒严部队不准群众冲出街口,不许接近受伤倒下的人。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军人,她说:“那是个孩子,求求你让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凶狠地用枪口指着她说:“他是暴徒,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毙了谁。”此时从南长街北口,先后开来两辆救护车,想到长安街上救人,来到街口被戒严部队挡住(出了南长街南口就是天安门前的长安街)。随车医生下来交涉,还是不准救护,车只好往北,原路返回。这真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啊。即使两军交战也没有不准救护伤员的,而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政府不仅动用机枪、坦克杀戮老百姓,还不准救护伤员,天理何在?人性安存?
   
   后来我又陆续找到两位见证人,他们所说的情况与第一位所说的完全相同。可叹的是在高压之下,他们都不敢出来做证。
   
   既然王楠遇难的事实已经证实,那么又是谁给他包扎,又怎么把他掩埋了呢?我带着这些问题继续漫无头绪的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另外一些遇难者的信息,我的心里也就不仅仅是丧子之痛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89年11月的一天,终于有朋友来我家里,告诉了我吴姓青年的下落。他说他有一位亲戚在北大医院工作,从这位亲戚那里听说,该医院有一位刚毕业的姓吴的医生,6月3日那天夜里曾在南长街救过一个名叫王楠的中学生。我得到这个线索很兴奋,但当时还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我无法再委托别人去找吴医生,于是我直接给他写了封信,没有想到他居然给我回了信。90年1月的一天,他和他的三位同学来到我家里,将王楠的学生证、钥匙交还给了我。同时他们告诉我,当时除了一位女同学,其余三位都参加了救治王楠的工作,并一直守护到王楠死去。
   
   在交谈中我这才知道,他们都是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在西单目睹群众被杀的惨状,出于义愤,自愿组织起医疗队。除该医学院的学生外,当时参加救治的还有东升医疗器械门市部的职员,他们是带着医药用品参加的。一位姓张的学生说:“那时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置之度外。’当时大街上人潮如涌,人声鼎沸,民众一边高呼‘打倒法西斯!’一边组成人墙保护我们救护伤员。我亲眼看到一位人墙中的群众被击中,当场死亡。”他们对我说:他们的医疗队随在戒严部队后面向东走,到了南长街南口已是两点多钟,他们发现王楠就倒在南长街南口的路边,而在马路对面,也有两人已经倒下。当时王楠已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的体温和心跳,眼镜是完好的,至于照相机等等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空书包。看到他的学生证后,他们想将他抬离现场,以便去医院抢救。士兵们找来一位军官,年纪较大,上校军衔(据说这支部队番号是51010),看到学生证后样子很同情,可听到医生们要抬他出去的要求,马上面现难色,说:“那不可能,你们尽量抢救吧!”医生们带的医疗用品都已用完,只有医疗器械门市部的人尚有最后一点绷带,他们给王楠包扎了伤口,做人工呼吸。但毕竟血流得太多了,这样简单的治疗是无济于事的。到了凌晨3点半钟的时候,王楠的生命终止了。这时,马路对面倒下的两个人也已死亡。于是,医生们收起了王楠的证件,写好了死亡证明书,清楚地记录了王楠的身份、年龄、中弹部位及死亡时间,同时也为马路对面的遇难者写了死亡证明,每份证明书上都有三位医生的亲笔签名。然后,再一次找戒严部队,希望能允许他们将王楠遗体送到医院,以便家人寻找。这次来的军官是一位年纪较轻的少校,态度非常蛮横,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准抬出去,你们也快走,否则都抓起来。”那时天已拂晓,那位姓吴的医学院学生步行到六部口邮局,按王楠学生证上的地址给他生前借读过的学校——花园村中学打了前面提到的那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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