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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孙立平:散论重庆模式(201305)

   散论重庆模式

   孙立平

      重庆模式是一种什么模式?

      关于重庆能不能称为一种模式,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可能我对模式的要求比较低,能满足两个条件,我就将其称之为模式。   第一、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有特点的且能自恰的做法;

      第二、对今后可能预示了什么。在这两者当中,我更看重的是后者。

     对于重庆模式,在其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赞成的话,反倒力挺广东模式。但我也不赞成现在对重庆模式进行批判的方式。因为我认为现在的一些批判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关系。当然关于中国模式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就莫衷一是。我还是按照前面说的两条标准,可定有中国模式的存在,这就是30多年来改革中的一些基本做法及其结果,包括其成就与问题。

     要看到的是,所谓重庆模式是在中国改革开始显现出明显弊端,改革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以前我就说过,重庆模式是这些年一些人一直在酝酿的,由薄在重庆提前预演了的,收拾局面的一种方式。尽管我也不否认有人说的重庆模式是将中国模式中的某些做法推向了极端。但从整体看,重庆模式是冲着改革中的问题和弊端去的。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重庆模式支持者与改革开放的支持者之间是如此的泾渭分明和如此的尖锐对立(当然实际的情况要更为复杂)。

     我觉得,薄和支持者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认为中国出了问题,改革开放出了问题,现在需要有一套收拾局面或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可以看看这些做法是什么。

     第一、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强势的领袖;

     这在对薄的塑造中可以看出。而现实的主流模式是互相制约的寡头制。

     第二、如果说中国现在有传统、共产、西方三种意识形态资源的话,他用的是第二种;

     第三、强力的运用。

     薄不掌握军队,但掌握公安。由此可知王立军及其公安系统对于他的重要性。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模式相信权力或强力的有效性。人们当然可以说他破坏法治。但也许他内心里或有一个理由,现在的问题只有强力才可以解决。   第四、在社会资源的运用上,强调的是群众基础,或者说是人们说的民粹。但我现在说不清的是,他究竟对民众是纯粹的利用还是夹杂着乌托邦理念。   第五、将各种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包括用非法的手段。因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实现他的目标所必需的;   第六、运用的是社会动员的方式,为此,排除异己和打压不同意见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是这样,这对中国的未来预示了什么?   老实说,我对关于薄及重庆模式的简单褒贬甚至所谓论证和批判都并不感兴趣。我在意的是其对中国未来可能有的影响。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明白点:薄与重庆模式之于中国不是过去时,而是将来时。假如中国社会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社会危机加重,你可以想象人们会期待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   重庆模式存在的空间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讨论的是重庆模式存在的空间是什么?因为假设在90年代,甚至某种意义上在80年代,一个由地方主政者提出并实施与主导性模式有很大差异,甚至在潜台词的意义上与主导性模式叫板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想象的。这背后一定体现这个社会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   假如我们将重庆模式视之为一种与主流模式有明显不同的模式。接着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强调高度统一的体制中,这个模式存在了长达5年(?)的时间?我想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权力结构的变化。我原来曾经借用蜂窝状结构的概念来表明这个特征。但现在看这个概念也并不确切。

     现在简单说说我考虑的一些因素。概括地说,这个空间是我以前分析过的原有的总体性社会结束之后形成的新总体性社会。具体说有如下因素。

     第一、改革陷入困局的大环境;

     现在对于薄的态度似乎成了改革与反改革的标准。但我要说,首先要检讨的应当是改革者。如果改革不是如此的畏首畏尾,如果不是最终导致了权贵社会的形成,重庆模式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正是上述状况以及如此产生的整个社会的迷茫,当时领导人的无所作为,使得任何的“试”都具有了合理性。而且,重庆的做法无疑在这些年利益受损的下层民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第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权力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个变化突出体现在单一权威时代的结束。其实,即使在单一权威时代,权力结构蜂窝化的迹象也是存在的。而单一权威的结束,使得这种蜂窝化的状况明显加剧。表现在上层,对于重庆模式的反应是模糊而矛盾的。实际上,这件事情深刻地反映出现有权力体制的一种困境,即在单一权威不复存在,思想和利益趋向多元化的情况下,权力体系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行动,权力内部控制的机制是什么。现在的情况表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连政令的顺畅都已经无法做到。

     第三、红色力量的兴起;

     即使有前面两个条件,也并不意味着重庆模式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假如薄没有红色家族的背景,没有红色力量崛起作为背景,重庆模式也是无法想象的。不管人们对红色力量的具体评价是什么,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经历了青黄不接以及不断的挫折之后,红色力量已经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独特群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父辈的资源、已经获得的资源和位置、集体认同与社会网络,是这个群体的力量之所在。

     第四、红色思想资源的使用;   然而,第三条的分析还是有点简单化的,因为薄开始主政重庆的时候,红色力量还没有今天强大。因此,今天的局面与力量格局,其实也是建构的结果。可以说,重庆模式既得益于红色力量的逐渐崛起,同时也为红色力量的发育壮大提供了符号和思想资源。而这个思想资源首先得归功于薄对当前中国思想资源的选择。如前所述,中国现在有传统、共产、西方三种资源,他用的是第二种。这个思想资源对于薄来说,既是矛也是盾。说盾,是我利用了我挑战对象口头标榜的东西。说矛,是我既利用了你标榜的反对了你实质的,同时也相关力量的凝聚提供了符号和旗帜。

     第五、一把手专权因素。   前面强调过重庆模式中的强人因素。但在地方层面和中央层面,强人因素的条件和含义是不一样的。具体在重庆模式中,强人因素与近些年形成的一把手专权趋势有着密切关系。重庆模式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形成的。其中主要是薄的个人所为。背后反映的近些年一把手集权的趋势。我原来曾经说过,老总体性社会只有一个中心,而新总体性社会存在一种蜂窝状的趋势。新总体性社会由于中央不再具有原来的权威性,且服从开始建立在交换关系基础上,便出现了一种蜂窝状总体性结构的趋势。在不同的层级上都形成与中央同构的总体性结构,在机制上出现逐级复制的过程。现在,在政治上表示忠诚的前提下,地方的一把手已经与土皇帝无异。

(2013/05/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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