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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對印度支那之政策(1954年-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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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經過一場七年之久的戰爭和遭受恥辱的奠邊府戰役後,法國政府才開始與其對手談判。 那時,1954年6月新總統皮爾-孟德-費朗斯 ( Pierre Mendès France ) 上任,法越談判正進行。 法國總統也認為需要停戰,因為長久的軍事消耗已使法國在經濟、社會和財政上顯得疲弱。不只是部分的軍人認為如此,而財長也警告法郎將會遭到繼續貶值的危險。那時所制定的印度支那政策不可說是草率,但也很快簽了各項協議。 巴黎希望在精神上和實質上對印度支那仍可保留一定的影響, 但因財政和與美國結盟的關係使這些影響亦有所限制。 在費朗斯後繼的幾屆政府裡,這種心態和狀況依然存留。
   
   法國人對視為過渡時期的1954年至1957年也有深刻的研究,人們較為熟悉的有菲利-德維勒 ( Philippe Devillers )、法蘭索-猶由 ( François Joyaux )、羅朗-瑟薩利 ( Laurent Cesari ) 和皮爾-高沙爾 ( Pierre Grosser ) 等人的著作。 了解法國在這階段與印度支那的關係極為重要,因為它容許我們更好理解後來戴高樂將軍所執政時的政策。 在某方面上,在1954年,戴高樂曾對印度支那表示較強的意想,展開良好的關係,1958年他重返執政後也有相同的志願。 漸漸的,隨著地區和全球局勢的改變, 面對美國,第五共和的政策顯得更為獨立。
   
   
   在1963年夏季一番嘗試為南、北越交好而斡旋後和在美國人準備“ 放棄 ” 吳廷琰之前,1963年8月30日,戴高樂總統高瞻遠眺地呼籲讓這個前印度支那殖民地國家實行中立。 這建議他也曾於1961年對美國總統肯尼迪略提過。
   
   
   
   二、1954年至1957年:放棄、採納和重新對話

   
   
   1954年至1957年是印度支那國家去殖民化的過渡時期,同時也可以說是軍界、前殖民官員等人心懷悲痛之時,法國政策的制定者心情既矛盾又妙微之時, 以及當地政府重掌握其國家命運的困難時期。
   
   越南同時存在兩個皆稱為代表其民族利益但意識形態卻相反的政權:一個贏取一場極大流血犧牲的軍事搏鬥但不能在共產主義紅旗下統一國家而對其強大的盟友顯示有些憤憤不平;而另一個是在美援下維持相當可觀的發展,和成為堅固的反共基地。 法國對南、北雙方都保持關係, 曾在1945-46年積極參與停戰談判的攘-聖特尼 ( Jean Sainteny ) 先生擔任調停人至少可贏得河內的信心。若只涉及軍事領域上,法國在南、北越兩地都嚴厲執行日內瓦協議的條款,1954年秋後在政治上的法越、法美關係也不會導致那般緊張。可是,不懂利用較好的方式保持對各方平衡,僅以維持與南越、寮國和柬埔寨的經濟、文化利益為籍口, 法國與北越的對話漸變得“ 話不投機 ”。
   
   
   
   失去政治影響和軍事撤退

   
   
   1948年,法國點燃越南 “ 民族主義之火 ”, 樹立一個與北越對抗的保大( Bảo Đại )政府的越南國。 在美國的幫忙下,經過慎重的考慮、籌劃,即使對“ 新生嬰兒 ”的壽命和忠誠度持著疑惑之心,但很快這個嬰兒又被一些法國遠征軍 ( l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français d’Extrême-Orient, CEFEO ) 將領和居於越南的法國人拋棄了。與此同時,法國不能將越南民主共和國視而不見,因為在戰爭期間和在奠邊府戰役,共產黨人已把追求民族和國家的獨立戲劇性地普及全國。在日內瓦會議上,胡志明的政府獲得承認。 後繼的法國政府不能不考慮這個事實。孟德-費朗斯被選作為“ 尊敬的胡志明傍邊 ”的法國代表,但在華盛頓的壓力下,其使命幾乎只可為維護法國的文化而已。 即管法美的關係不是很差,但自從奠邊府戰役、日內瓦會議和法軍在阿爾及利亞戰鬥等事件後,法國政府內外的人對與北越發展關係顯得冷淡。 巴黎不相信北越將可成為亞洲的南斯拉夫, 可以與其前敵保持緊密的關係,可以走出中國的軌道和可以被勸止不採取武力達致國家的統一。 同時,法國人對專制的南越吳廷琰政府維持太親密的關係。
   
   因法國不願作任何的保證,北越也顧慮其軍隊在南越撤走後的不利局勢,而西貢當時又宣稱不須遵守日內瓦協議的條款( 南越並沒在協議上簽字 ),但河內的領導人卻極關注1956年為統一國家將舉行的全國選舉,此時法國勸諭美國應與吳廷琰政權保持一定的距離。1954年10月,越南將領、親法的阮文興 ( Nguyễn Văn Hinh; 1915年-2004年。越南20世紀的一名特殊人物。法籍,從小在法讀書,曾參與二次大戰法國空軍的戰鬥,軍銜為大校。在越南國期間獲保大政府晉升為中將。反吳廷琰將領。1960年返法繼續其軍人生涯。1962、64年先後獲法國政府升為空軍少將、中將。2004年在法國去世。 ) 發動政變,此事一時也令巴黎十分頭痛;法國保爾-艾利 ( Paul Ely ) 將軍出手干預,政變平息,政局恢復如前。其實巴黎亦不想被標籤為干涉越南的內部事務;最終,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 Dulles ) 的堅持下,法國答應不管如何,也需要支持吳廷琰政府。
   
   在軍事領域上也存有不少的問題。 法國表示遵守日內瓦協議:決定首先撤走在北越的全部軍隊,隨後才逐步在南越撤軍,在寮、柬只是部分的撤軍;在停火令生效後,相繼7月27日在北越,8月1日在中越,8月11日在南越便完全停戰;雙方( 指越南國內 )的軍隊撤離原來活動的地區,各自返回南、北方所指定的駐地; 法國遠征軍須在80日內撤離河內和300日內撤離海防和北越的其他地區。法軍撤退較為順利完成,並無較大的事故發生。 從8月19日開始並連續在15天內,在國際停戰監察委員會協助下,解決了雙方一些爭議的問題,雙方也釋放了戰俘和前政府公務人士。 越盟收回了60080名囚犯,同時也釋放了一萬名對方的人; 在正式交換戰俘日結束之13個月前,越盟還公佈了19000名“ 失踪人士 ”。根據國際紅十字會的資料,這名單中65%的人均是在戰爭中因惡劣的氣候、食物不足等患病而死。以安全為理由,法國政府和軍事指揮者對遠征軍所受的創傷保持沉默,以使這大部分的遠征軍官兵在退休或復原後沒有恥辱感和原殖民地軍人( 指為法國當兵的本地人 )、北越地區的天主教徒等不會有被拋棄之感。從1954年7月20日至1955年7月20日,整體逾80萬 ( 另一資料說為約一百萬 )遷往南越的北方人 ,部分是自願,部分是受教唆,整個遷居事件卻被傳媒大肆報導。 在法、美的有效宣傳下, 南遷難民的行動被視為“ 自由世界 ”的人道舉措。 這些難民,大部分是越南人,再加上約30萬主要是中國人和部分的印度人,還有一萬名的法國人,在法國遠征軍的護衛下跟隨東京的法國當局迅速離開了北越。於是,在南越的法國當局亦一時忙得不可開交。從1955年5月25日起,法國政府也開始處理安置殖民地法國人返法居住之事。
   
   
   
法國對印度支那之政策(1954年-1963年)

   1954年南遷的北越難民。 (網絡圖片)
   
法國對印度支那之政策(1954年-1963年)

   
   
   在17度緯線以南的地區,法國在1955年2月至4月間把軍事指揮部解散並把部分機構轉為越南國家軍隊所管; 至1956年, 遠征軍的越籍軍人、軍事基地、海軍設備基地等才全部完成轉移工作。同年,根據日內瓦協議的第十條,法國政府加速撤退全體法國軍人。四月份,在法軍踏上越南土地的一個世紀後,在“ 拉法耶 ” ( Lafayette ) 號航空母艦的護航下, 法國遠征軍的最後一個營隊離開西貢。 法軍駐印度支那最高指揮部於4月28日正式解體。 只有為越南三軍兵士作訓練的法國軍官至1957年6月才離越,而後來漸由美國顧問取代。根據日內瓦協議,法國仍可在寮國保留兩個軍事基地,而西貢政府則要求法國在南越只須保留一個。
   
   
   畢竟法國對印度支那的政策也有所難之處:遵守日內瓦協議和負責任; 尊重越南共和國的獨立,撤退法國軍隊來換取保留法國在越南的經濟和文化利益;處事須小心,以免再陷入當地( 因美國介入 )的新衝突;吳廷琰以及其同僚多少也有厭恨前殖民統治者的民族主義思想 ;美國大量和劇增對南越的援助和北非軍事局勢突變等等的因素都使法國必須盡早撤軍,而華盛頓和河內因各自所需的利益而對撤軍卻持不同的態度。 美國希望法國遠征軍留在越南直至南越軍隊能夠“ 自立 ”。河內則想利用法軍的存留作為將在1956年全國選舉時對吳廷琰施壓的一種手段。
   
   
   
法國對印度支那之政策(1954年-1963年)

   1948年西貢法軍Francis Garnier兵營。(網絡圖片)
   
   
   末代“ 法國駐越南總督 ”( Haut commissaire de France ) 亨利-奧帕諾( Henri Hoppenot )從1956年10月後便直接轉為駐越大使。1956年4月10日,他在西貢法軍最後一次巡遊儀式上說:“ 正是你們與越南戰友並肩的戰鬥帶來了越南共和國的自由。你們背後留下的身軀也不是徒勞倒下去。” 對在印度支那戰爭中犧牲的上萬名法國年青人給予殊榮也是彰顯法國的責任,同時也是為保持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經濟和文化聯繫的努力。 由此,若果說自1956年4月起,只保留少許的法軍為越南人訓練和象徵性的參與東南亞條約組織( l’Organisation du Traité de l’Asie du Sud-Est , OTASE ; 英文縮寫:SEATO )是不足為道,那麼,相反,在經濟和文化上所獲取的利益卻才是極為重要。
   
   
   
   維持和重建法國的經濟和文化利益

   
   
   實際上,儘管法國的行政管理和軍事撤離了印度支那,但所留下的商人、醫生、教師和外交人士等與南越的經濟和文化關係則不斷加強。
   
   可是,在北越,相似的情況卻令人失望。 由於美國製造不少的阻礙,聖特尼在解決法國企業、貿易和法語教育等領域上的問題遇到了諸多困難;而西貢政權也漸變得更為專制之時, 北越又指責巴黎不負執行日內瓦協議之責。在此況下,法國大使在處理幾件事上只可取得一半的成功。例如, 越南民主共和國對法國東京煤礦公司 ( Société française des Charbonnages, 即北越廣寧鴻基煤礦,法國在越南最大的企業之一,僱員有一萬名越南人和逾百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實行國有化,法國也爭取拿回五百萬法郎; 1955年10月4日,雙方簽訂了貿易協議, 法國和北越展開貿易交流。 在文化方面,法國只允許辦理一些對越方高級享用或屬私人性質的事務。河內的亞柏-薩羅法語中學 ( Lycée Albert Sarraut ),在戰前一直是越南的貴族學校,也失去了原為天主教的性質。 1956-57年,法國駐北越代表處無奈的看著諸個法語學校關閉,不成功把河內大學 ( l’Université de Hanoi ) 遷往南越、以及把河內的癌症研究所 ( l’Institut du Cancer ) 和巴斯特研究所 ( l’Institut Pasteur de Hanoi ) 轉由法國天主教管理。事實上,法國代表在巴黎和河內之間的政治泥潭中能做到有所突破已算是難得,在冷戰高峰期中能夠有一段短暫的緩和也是十分重要:在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共產政權 中所展開的謹慎外交活動亦把那場越南戰爭推延至十多年後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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