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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文集(30)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發展
   
   ——————————————————————————–
   
   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     發展及其結果
   版面原件:第56頁,第57頁,第58頁,第59頁,第60頁,第61頁,第62頁,第63頁,第64頁,第65頁,第66頁,第67頁,第68頁,第69頁,第70頁,第71頁,第72頁,第73頁,第74頁,第75頁,第76頁,第77頁,第78頁,第79頁,第80頁,第81頁,第82頁,第83頁,第84頁,第85頁,第86頁,第87頁,第88頁,第89頁,第90頁,第91頁,第92頁,第93頁,第94頁,第95頁,第96頁,第97頁,第98頁,第99頁,第100頁,第101頁,第102頁,第103頁,第104頁,第105頁,第106頁,第107頁,第108頁,第109頁,第110頁,第111頁,第112頁,第113頁,第114頁
   
   〔第56頁〕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個時期
   
   (民國二十一至三十四年)
   
   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在廣州的制共定亂,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黨,對中共顛覆本黨,假借國民革命來赤化中國之陰謀與暴行,予以致命的打擊。中共此後的蘇維埃路線,至民國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窮的絕境。於是他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指使之下,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採取中立戰術,先求政治解圍,再圖武裝發展,使其死灰得以復燃,更企圖在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以散播失敗主義來顛覆政府,奪取政權,達到莫斯科獨佔中國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對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號,及其對民主各國所用的政治攻勢和中立戰術,都是以民國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共對我國民政府所用的方法為藍圖,因此我認為這一段歷史事實,在今日尤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第二節 中東路事變與李立三路線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正是史達林於擊敗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轉向布哈林「右派」鬥爭。為了進攻「右派」,史達林的政策轉向左傾。在他這左傾的動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繼續其過去已告失敗的暴動政策,並且更加激化。大會決議案以「推翻國民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府」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第57頁〕李立三路線」的根據。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軍隊侵入我東北之滿洲裡與海拉爾,壓迫東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伯力協定。蘇俄承襲帝俄時代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對中共加緊鞭策,要他們承認「革命高潮是到來了」,要他們配合城市暴動與農村暴動,「奪取幾個政治和工業的中心」,「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匪區內部也倣傚俄共,其政治組織叫做蘇維埃,其土地政策由農民平分土地轉向農奴式的「集體農場」。十九年(一九三○年)七月
   二十八日,匪軍乘我們中央討伐西北叛軍的時機,乃侵入長沙,並企圖進攻武漢。莫斯科共產國際興高釆烈,炫耀其「工農兵聯合行動的勝利」。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匪軍被我們當地的部隊進剿不支,乃於八月三日從長沙潰退,同時他進攻武漢的企圖也化為烏有了。
   李立三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勝利了,那就是史達林的成就。現在是失敗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惡。於是這年九月以後,中共的黨乃轉入米夫(PavelMif)所領導的留俄的國際派之手。
   
   第三節 從城市暴動到農村暴動
   
   民國十六年,中共「八七會議」的指導者紐曼,亦名紐堡,乃是蘇俄的暴動專家。中共在當時的南昌暴動、汕頭暴動和廣州暴動,都是採用他俄共暴動的理論和方式來實施的。十七年以後,紐堡的「武裝暴動」(ANeuberg,TheArmedUprising)乃成為中共的城市暴動和農村暴動的教程。從我政府所〔第58頁〕搜獲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各地組織「行動委員會」煽動群眾、實行武裝暴動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據這個教程為其組織與行動的準則。
   當時共匪對於城市,組織「赤色工會」為工人的基本組織。一方面在總工會之下,組織各種產業「同盟罷工行動委員會」,發動總同盟的政治罷工;另一方面,組織赤色先鋒隊,使其黨員受軍事訓練,準備武裝暴動。對於農村,倣傚蘇俄的貧農團(Kombyed),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當地團隊武裝,以武裝其匪黨農民隊伍,實行「農民協會專政」。然後由其所謂「工農軍事委員會」糾合城市與農村的武裝暴力,組織「工農革命軍」,來「爭取數省或一省的首先勝利」。
   但是共匪學會了俄國式的武裝暴動方法之外,還採取了中國舊時流寇式的暴動方法。據共匪自己的軍事訓練教材「中國紅軍發展小史」,說明民國十六年間共軍流寇化的起源,是這樣的:
   「井崗山是湘贛邊區的羅霄山脈。山裏原有兩股土匪,一個叫王佐,一個叫王文才。毛澤東同志的紅軍到了這裏,不能不和他們講統一戰線。」
   此後共匪所謂「紅軍」的任務,就是殺人、放火、勒贖、籌款,和煽惑群眾。而其政治綱領就是「殺地主,分田地,武裝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
   最初在「李立三路線」之下,共匪還是相信「以城市領導農村」的原則,而其在農村中所製造的武裝暴力,仍以奪取大都市為其最後目標。這個時期,俄共的暴動方式還是佔?優勢。到了十九年九月「立三路線」被清算之後,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漸次抬頭,而流寇式的方法〔第59頁〕,乃亦成為共匪暴動的主要路線了。
   不過中國農村是以家族為其基本組織之自治團體。同姓的家族以血統為其紐帶,異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聯繫,即使地主與佃農之間,世代相處,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濃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們這和平的農村中,製造鬥爭,發起暴動,若單是宣傳煽動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發生效力的,所以他們特別要採取打家、劫舍、綁票、撕票,與洗村、裹脅的流寇方式。他們在鄉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來做他的工具,使他們屠洗地主富農,殺害兒童,蹂躪婦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墳坑來活埋自己,以及實施其灌水、炙火、輪姦、剖腹等等殘忍的暴行。就是這樣,他們在群眾中造成了恐怖的環境,而其在地主與佃戶間,更製造其仇恨的心理。並在他們放火焚燒地主富農的家宅時,一面引起貧民的搶劫,製造貧富間的鬥爭;同時一面又延燒貧民的家宅,強逼他們離鄉別井,跟著其匪軍,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們要在農村家庭間,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間的鬥爭,使他的黨團在群眾中得以發展組織,而確立其控制。所以對其青年兩性生活的放蕩,特別鼓勵;所謂打倒廉恥、撲滅道德的口號,更是共匪誘惑他們破壞家庭,毀滅倫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軍每當侵入一個鄉鎮之時,他就肆行其燒殺劫掠,煽動其清算鬥爭,到了他從這一鄉鎮撤退之時,當地的壯丁被其裹脅以去,而殘存的老弱婦孺,仍受其地下組織的控制和監視,不敢與國軍交談,更不敢與國軍合作。
   特別是其共匪所盤據的地區,他對於民眾的控制與消息的封鎖,乃是以原始的野蠻手段和現代的科〔第60頁〕學方法,混合使用,來發揮其暴行的效用。至於他們所使用的方法,總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發生心理的變態和生理的畸形,為惟一的手段。他們這樣的刑具,據當時各地民眾向我政府所控訴的,乃有七十二種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詳舉這種惡毒穢褻,殘無人道,慘不忍聞的刑具名稱及使用的殘酷方法。這是他們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其在各省匪區製造暴動,以及今日大陸上,在各鄉鎮中控制民眾的情景,自始至終,還是有加無已的在那裏實施。我們在這一點上,認為中共匪徒對民眾殘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只是毫無遜色,而且可說其是青出於藍,變本加厲的了。
   
   第四節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內
   
   國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兩次集中兵力,圍剿湘贛山區的匪軍,都沒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三次圍剿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無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於瀋陽。於是國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調剿匪的部隊北上佈防;另一方面,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東北的機會,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動學生,集合首都,假借「請願」的名義,對國民政府譭謗侮蔑,無所不至。同時更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挑撥離間,造成「非蔣下野,無法對日」的局勢,使我不能不於當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黨匪軍重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此後中共匪軍的活動,就是對準這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著著進展,無異是其雙方對國民政府,內〔第61頁〕外夾擊,互相策應。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二十萬方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這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這嚴重的危機,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國難。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佈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隨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嶺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確定第四次圍剿計畫,決定先從肅清豫鄂皖三省匪軍著手。十一月,國民革命軍擊潰了豫鄂皖邊區,徐向前匪部西竄川北。同時鄂西洪湖賀龍匪部亦敗竄鶴峰。但是正在國民革命軍決勝的關頭,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又侵入了榆關;三月,長城之戰繼起。國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調大軍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圍剿計畫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長城之役停戰以後,我即於當年十月,復在南昌召集剿匪會議,訂定第五次圍剿計畫,對江西匪區,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一面禁運物資,封鎖其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一面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正當剿匪??勝利的時候,共匪乃策動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琛等的叛變,在福州組織所謂「人民政府」。但是事變不到一月,迅歸平定,剿匪工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束小至贛南山嶽地帶,其面積不過四千方里,與二十一年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之比。
   
   〔第62頁〕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贛南的所謂蘇區,外受國民革命軍的壓迫和封鎖,步步緊縮其包圍圈,而其內部農業的集體化又造成農業生產的衰落,和農業人口的減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竄與崩潰的一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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