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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四二五事件”十四周年--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信奉真、善、忍的人们

写在“四二五事件”十四周年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信奉真、善、忍的人们
   
   金光鸿律师
   

   十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府右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请愿的事件,直接引发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团体全面的、大规模的、延续十四年之久的、至今仍未结束的、被《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界定为“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史无前例地大迫害,事情的直接起因是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何祚庥先生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法轮功》(以下简称《我谈》)的文章,与此前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辛平《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由《转法轮》一书引出的话题》、1996年7月24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全面禁止法轮功出版物的通知以及1997年和1998年公安部对法轮功的调查是遥相呼应的。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从网上找到了《我谈》,还把何祚庥2006年6月24日何祚庥在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后写的另一篇文章《再谈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以下简称《再谈》),从《维基百科》“何祚庥”词条得知何祚庥还写过反对中医的文章,2001年还发表过题为《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来论证“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我无意去非议何祚庥先生的人品、科品,科学我是外行,气功我也是入门级的水平,哲学略知一二、法律是从业律师,本文只想从法律角度,从职业伦理和社会伦理的角度,来谈谈“四二五事件”。
   
   何祚庥先生的《我谈》《再谈》我反复研读了好几遍,《再谈》一文中也谈到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接触过气功,那时他“在搞核武器攻关”,领导照顾,专门给他们请了“一些气功大师传功”,据何先生说,有个叫秦重三的气功师,“练他的气功,需要的时间过长,后来很多人就不学了。”但是从《我谈》《再谈》中看,充斥了对修炼、对气功的种种误解,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气功和修炼,何祚庥先生还没有入门,而且我也替他感到惋惜,他年轻时没遇到明师,这点我们有共同之处,我年轻时也学了不少假气功、伪气功,受害非浅,暂且不说。
   
   另外,何祚庥先生以“反对伪气功”为己任,也是值得肯定的。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也谈到了伪气功如何危害人类的事,“现在假气功、伪气功、带有附体的那种人,乱编一些东西骗人,超过真正的气功许多倍,真假难辨。真正的气功不太容易辨别,也不太容易找到的。”(《转法轮》第一讲)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作为科学家的何作庥先生与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其认识是没有差别的,只是其反对伪气功的方法和手段是不一样的,其使命也不一样。
   
   何祚庥先生看到了“伪气功”的危害,站在实证科学的角度来揭露“伪气功”,但是他用的方法却不是实证科学的方法
   
   我不懂科学,何祚庥先生不懂法律,我俩都不懂气功,也不懂政治,对新闻传媒也是略知一二。
   
   但是在科学、法律、气功、政治、新闻传媒等这些领域是相通之处的。
   
   其一、首先你得是这一行业的专家,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我不知道何祚庥先生的科学是怎么学来的,是大学培养出来的?还是自学的?据我有限的自然科学常识,好像不少科学家是自学成为专家的吧,不过我可以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律师是怎么得来的:我1984-1988年在武汉大学上本科时,由于刘道玉校长推行“学分制”,我有幸选修了十几门法律课程,1992年以后在厦门大学跟何祚庥先生一样,吃“马克思主义”的饭,但是吃法有区别,大概就像现在我跟中国大陆法官的区别,我是人权律师,他们是权力的工具和附庸,这且不说了,在厦门大学我泡在图书馆遍读各门类的法律书籍,于1996年考了一个律师资格,同年开始从事律师实务,由于中共僵化的司法管理体制,多年以后才拿到律师执业证。
   
   而要成为气功大师也不那么简单。
   
   据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说,“我们气功师经过几十年修炼,过去修道很不容易的。不抓住正法门去修,在偏门上修,在小道上修,是相当难的。”
   
   “你看有些大气功师挺出名的,一修几十年,才能修出来那么一点点功。你没有修,参加个学习班你就来功了?哪有那个事?”
   
   《精進要旨》“致北京老学员”中说:“三、我认为向国家体总反映一下,当年我从气功科研会退出来的目地就是不想和那些所谓的气功搞在一起。那些所谓的气功就是为了骗钱财,所说的能健身的气功也是为了钱。搞什么评定气功师,那是几十年修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评这些东西是不负责任的,对社会是有害的,会助长人各种不好的心,而我们恰恰是为了去人的这些执著心,为此,我们坚决不能和他们搞到一起去。”
   
   其他行业也是一样,要成为政治家、要成为记者、编辑、音乐家、舞蹈家、教授、作家、医生……,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潜心专研的,还不一定能登堂入室的。据《庄子》上说“盗亦有道”,“道在矢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强盗,包括大小便,都是有学问的,各行各业都是有专家的。
   
   其二、 这里就引发了一个职业伦理或称职业精神的问题。
   
   一旦你成为了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的专家,你不仅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你还可以用它来谋生,如果没有一定行业规范,没有一定的职业准则,就会出现“损人利己”的事,如果一个人、两个人这么做,那还好说一点,那就是一两个人的问题, 那损害的是个别人或个别少数客户的利益,影响的也是一两个人的职业声誉;如果整个行业都出现“损人利己”的事,那就损害的是一个整个消费群体的利益,那整个行业的声誉都会受到影响;而如果整个社会的每个行业都在做“损人利己”的事,那人人都是加害者,人人都是受害者,那这个社会就完了,失控了,最后可能会因为战争、天灾、人祸、环境公害什么的,人类就完了。
   
   行业规范和职业准则有他律、有自律,他律包括国家法律、行业纪律,比如我们律师除了要遵守国家法律之外,还有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等,从业前还要宣誓等。
   
   他律就不必说了,白纸黑字写着,人人都看得见,谁违反了都知道,该受什么惩罚就受什么惩罚。但这里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法律、行规规定得再详细,也不会穷尽一切的,这就需要我们自律了,这个自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职业伦理或称职业精神,我曾经写过一篇《律师的职业精神》来探讨律师的职业伦理和职业精神,撰写此文的时候,我也在考虑有没有一个普遍地适用于各行业的普遍的职业伦理或社会伦理,以下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教,谢谢!
   
   我认为,在人类社会是存在着一个各行业都通用地职业伦理或社会伦理,那就是真、善、忍三个字。
   
   一、求真。
   
   这个求真在律师叫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在政治人物叫民意调查,在科学家叫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在新闻传媒叫新闻的真实性,在教师叫把学问和真理传授给学生,在厂家商家叫把好产品质量关……
   
   科学需要求真、律师需要求真、新闻传媒人员需要求真,政治家和公务员也要求真。
   
   科学研究方法和我们律师做案子一样,无外乎归纳和演绎两种基本方法,做律师的,既需要收集和掌握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据,也需要掌握对自己一方不利的证据,这样才能作出正确地判断,合理地选择方案,更好地服务于当事人的利益;科研人员也是如此,既需要掌握成功的案例和实验方面的数据,也需要掌握失败的案例和实验方面的数据;政治领袖人物、医生、会计、记者等莫不如此。
   
   据1998年9月,当时的国家体委组织的医学专家、教授在广东通过表格抽样调查了12553人修炼法轮功的人, 祛病健身总数有效率高达97.9%,同时7170名学员填写了年节约医药费数字,共节约医药费1265万元/年,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多元, 有89.4%的学员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后心性变好,道德回升,心理得到了彻底的自我调节和提高,只有129人填写“没有变化”仅占被调查对象中的1%。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中共的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还是求真的,还是恪守政治职业伦理的,当时的北京、武汉、大连、沈阳等地都在同一年进行过这种民意调查,而且当时中共的《中国青年报》、《人民公安报》、《羊城晚报》、《北京日报》和上海电视台都有法轮功修炼者身体获得健康、道德水准提高的报道,我不知道何祚庥先生在写他的《我谈》时有没有看到这些调查报告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我只知道他的《我谈》里面只谈了一例中科院物理所有一位练法轮功被送到精神病院“抢救”,《我谈》成文是在1999年4月11日,大大晚于前述报道和调查报告,如果何祚庥先生有看过这些报道和调查报告的话,那这篇文章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一篇不负责任报道,往轻了说是涉嫌侵犯名誉权的问题,往重了说,涉嫌触犯《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约》之“种族灭绝罪”。
   
   请看《罗马规约》第二十五条: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应依照本规约的规定,对一项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并受到处罚:
   1. 单独、伙同他人、通过不论是否负刑事责任的另一人,实施这一犯罪;
   2.命令、唆使、引诱实施这一犯罪,而该犯罪事实上是既遂或未遂的;
   3. 为了便利实施这一犯罪,帮助、教唆或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或企图实施这一犯罪,包括提供犯罪手段;
   4.任何其他方式支助以共同目的行事的团伙实施或企图实施这一犯罪。这种支助应当是故意的,并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1)是为了促进这一团伙的犯罪活动或犯罪目的,而这种活动或目的涉及实施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
   (2)明知这一团伙实施该犯罪的意图;
   5. 就灭绝种族罪而言,直接公然煽动他人灭绝种族;
   
   而且何祚庥先生在《我谈》一文中的最后结论是:“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曾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戴震,抨击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现在那些伪气功的宣传者,神功异能的鼓吹者,具毒害青少年的程度,比起‘以理杀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联想到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被当时民主制城邦国家雅典的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有三条:不敬城邦认可的神、另立新神和毒害青年。
   
   何祚庥先生自己在《我谈》一文中也招供了,他自己不是“以理杀人”的始祖;中共呢,也不是因言治罪的始祖:当初雅典法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类似的罪名又被中共与何祚庥先生转嫁到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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