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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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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老紅衛兵当政的擔憂

來源:文摘|日期:2012-02-19 21:49:13
   
   【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opinion.dwnews.com/big5/news/2012-02-19/58604631-all.html
   
    如果說“胡錦濤、溫家寶的時代”,主要是文革期間的“大學生”掌握國家最高領導權;那么,所謂“習近平時代”,就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掌握國家最高領導權,而且又是以“高級干部子女”為主體的。這樣,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紅衛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們的抱負,理想,精神氣質都會不同程度上為習近平時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對老紅衛兵、知青與文革的研究,及對当下高干子女動向的觀察,我以為有三點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老紅衛兵登上中國政治舞台時,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干部子弟要掌權,天下是我們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們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這樣的口號:“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你們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里”。
   
    不能把這些宣言簡單地看作是年輕人的狂言,而掉以輕心;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會變。加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許多人已經成為權貴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離開一党專政的體制的。即使他們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義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權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因此,這些当年的老紅衛兵,不管他們對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路徑有怎樣不同的意見,但在共產党的領導問題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產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領導權;強化党的執政地位,必须是中國改革的出发點與歸宿。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胡錦濤這一代并無不同,也是他們的前輩,從毛澤東、劉少奇到鄧小平、陳云所期待的。陳云早就說過:把權交給我們的子女,他們至少不會掘我們的祖墳。與此相聯系,不管他們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對敢于挑戰自己即中國共產党的領導權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運用掌握在手的國家機器,予以鎮壓,也是絕不手軟的。對這一點,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們也要看到,包括老紅衛兵在內的紅衛兵、知青這一代,有著在底層社會接受改造的特殊經历,他們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層社會、底層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聯系,使他們比較了解中國的國情,比較重視民心與民情,這都會對他們以后的施政產生影響。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現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國外留學的經历,不僅其知識結構比較合理,而且對世界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社會的发展,時代潮流,都有比較深切的了解。
   
    正是這樣的對中國底層的了解,和對世界发展趨向的把握,使他們比胡錦濤這一代更加深切與強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機。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兒女聯誼會”上與會者所說,当前“我党我軍我國最大的矛盾就是腐敗”,“人民已經忍無可忍”,但“我党自我糾錯能力和制度缺失”,“作為党的后人,我們再不能熟視無睹,不能再沉默”,“要說真話,想辦法,為党解決危機”。可以說,“再不改革,必將亡党亡國”已經成為這些当年的老紅衛兵的一個共識,“我們的父輩和革命先烈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我們不能讓紅色的江山蛻變”,也成為他們的共同決心。而且他們在這三十年中已經占据了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思想、文化、教育各領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實踐經驗,并且意識到,历史給他們的機會也只有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歲以上,他們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歲左右,因此,也都躍躍欲試,准備作最后一搏。
   
    這就意味著,由于自身的利益化與官僚化,逐漸喪失改革動力和活力的中國共產党,有可能在他們的尚有出息的子女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動力和活力。這樣,在習近平時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國的改革推進一步。紅衛兵、知青這一代將比文革大學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動力,這都會在未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顯示出一些新的特點。
   
    但不可忽視的,是文化大革命對這一代精神上的負面影響,包括毛澤東的負面影響:不要忘了他們当年都是“毛澤東的紅衛兵”,不管他們今天對毛澤東的評價、態度如何,毛澤東在其成長初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在某种意義上可以說,老紅衛兵中是不乏“小毛澤東”的。在我看來,其中最應該警惕的,是文革殘酷的斗爭中形成的“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帝王氣與流氓氣。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經很難出現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可以駕馭群雄的強勢領袖,老紅衛兵中又派系林立,他們之間如何形成合力,將是習近平時代的統治難題。弄不好,就會发生內訌,或各自稱雄。
   
    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這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內斗爭中勝出,而且要在執政的中后期才逐漸顯露崢嶸。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時代又有許多難以預測的不確定因素,今天在人們心目中還是一個模糊的時代。但2010年以來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現,還是可以給人們以想象的空間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競選者薄熙來。近年來薄熙來精心打造的“紅色重慶”一直是熱議的焦點。人們最為关注的,是“唱紅歌”與“打黑”,前者顯示的是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后者則是用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方式解決腐敗問題的自覺尝試。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實是更為重要的是經濟上的“重慶模式”,据說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進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加強政府對企業和經濟事務的掌控。記者報道說:“這樣的舉措與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時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同時“高調拾起”的,還有毛澤東時代的“群眾路线”與“大學生上山下鄉”。如此自覺地運用“毛澤東政治遺產”,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識分子的高度評價,譽之為“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新版和希望。同時又引起許多人,包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党內民主派“中國將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憂慮與警惕。而習近平在当選軍委副主席以后,即視察重慶,肯定重慶經驗,更引发了人們关于“毛澤東在習近平時代的影響”的議論與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長秦曉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典禮上作了一個演講,實際是一篇宣言:“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于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志,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撑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民族國家”。秦曉在演講和私下談話里,明確說明,他的這一宣言,是針對兩种傾向。一是“‘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撑的經濟发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以為是不可取的 ”。秦曉認為“中國模式論”從一開始的“特殊論”走向“取代論”,“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是一种危險的傾向,應該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曉更擔心激進主義思潮,他說:“激進主義和意識形態化,是落后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很容易掉進去的陷阱”。他認為当下中國面臨著嚴重的體制性的問題,“如不能從根本上入手,可能會觸发成社會危機”,但“這些問題是可以在體制內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改善和改變”,而激進主義則把社會危機作為“動員民眾的資源,達到某种革命目的”,導致的是“最壞的結果”。由于秦曉的高干子弟和老紅衛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廣泛的人脈关系,他的這一反對“中國模式”論,肯定啟蒙主義普世價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極大反響,一時成為網絡、評論、轉載的熱點議題。
   
    有人把他的言論和搜狐總裁張朝陽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妨礙競爭力”,唿吁政府在經濟領域允許自由競爭的演講聯系起來,以為由此可以找到一條“成本小且能夠避免社會碎片化的轉型之路”。而一家網站則把秦曉的頭像做成絞刑架下受刑的模樣,并冠以“西奴”。我們所关注的,是秦曉的主張,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習近平時代可能產生的影響,這自然是有待持續觀察的。
   
    其實,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應該注意的,是中國空軍副政委,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一月,他在昆明軍區作了題為《信念與道德》的演講;七月,在大陸反日浪潮中,他又聯合十名將校連署发表唿吁,要求對外強硬,對內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仔細看劉亞洲的觀點,其實是有三個基本點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對政治民主化的強調,以及在《中國改革得與失》里對現狀的批評與分析: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高壓,輿論控制和特務統治,對底層抗議活動的鎮壓,對社团活動的消滅,成為了“1999年以來当局的主要統治方式”,這確實是擊中要害的,劉亞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譽。
   
    但不可忽視的,是他的這樣的尖銳批評的另外兩個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權”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我党的執政地位”:這一基本點,劉亞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無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強國強軍之途”:作為軍人的劉亞洲本質上是一個軍國主義者。王怡先生對劉亞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確的:他所追求的是一個“國家權威主義籠罩下的民主夢”,執著于“民主壓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釋劉亞洲的許多矛盾,比如他主張民主,反對專制,但堅決捍衛“六四”屠殺;他主張思想多元化,但又強調“統一國家精神是当務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劉亞洲鼓吹“軍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國的希望在党內,党內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層”,中國社會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隊”。他斷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國家,“軍隊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間不能成為推動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內貴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內文官系統不能形成強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終只能依賴于少壯的武將集团。由軍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強音,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中國一百年以來反复經历的夢魘。軍隊少壯派的出現,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嚴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教訓之一,是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民主化過程中頻頻出現軍人干政的一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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