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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中國電影》序(作者罗艺军)

20世紀後半葉,在政治風雲急驟變幻的中國,1957年無疑是一個重大轉折。一場狂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運動,收55萬人。其中很大部分為知識分子精英,被載入“另冊”。因言獲罪,因文罹難;六億神州無諍言,人人歌功頌德。輿論一律,天下大治。
   
   福兮禍所伏。1958年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迎風招展;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個人迷信代替科學論證,鋼鐵一年翻一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苦幹三年,苦受三年,中國非正式死亡人數達三千多萬!更有甚者,為了掩蓋這個駭人聽聞的錯誤,更放手一搏,犯下更嚴重的錯誤。一場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血雨腥風,導致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文化危機總爆發,中國社會瀕於大崩潰的邊緣!
   
    隧道盡頭,終於迎來了曙光。新時期改弦易轍,萬象更新。1979年,55萬右派分子絕大多數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一時間相關史料紛紛出籠,研究文章和書籍陸續問世。反映這種題材的文藝作品,廣受歡迎。以電影言,《天雲山傳奇》、《芙蓉鎮》等,觀眾數以億計,並在國內國際權威性的電影評獎中獲得多種重要獎項。然而這些廣受歡迎的作品,在創作、出版、攝制、發行過程中,往往受到阻撓和粗暴干涉,或中途夭折,或打擦邊球涉險過關。進入90年代之後,形式更趨嚴峻;反右派題材幾乎成為禁區。以致當今許多年輕人,對這場半個世紀之前的大災難或茫然無知,或知之不詳。一個苦難深重、正在迅速崛起的偉大民族,怎麼會不敢直面自己的歷史?!

   
    張成覺先生編著的《1957’中國電影》及其姊妹篇《1957’中國文學》、《1957’中國戲劇》聯袂問世,將有助於充實中國當代史研究中這個重要卻又薄弱的環節。我曾參與電影界反右派鬥爭的全過程,充當的腳色卻並不光彩。《1957’中國電影》記述了電影界反右派鬥爭的主戰場,在北京批判鍾惦裴的十五次大會,列舉了主要發言人名單,我就名列其中。經過半個多世紀歲月的沉澱和反思,作為過來人,我想談幾點對本書的讀後感。
   
    本書給我留下的第一個突出印象,史料的豐富和詳實。這些史料大部分取材於當年的報刊,原汁原味,無所避諱,也未注水。閱讀時能感受到當年凌厲的時代氛圍,和心律的急速搏動。這一點十分難得。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應為治史的第一要義。多年來中國強調史學為政治服務,環繞權力的軸心旋轉,以論帶史。那樣的史學論述,多經不住歷史檢驗。
   
    1957年的風暴,有其歷史的前因後果。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文匯報》展開的電影討論,鍾惦裴敲響《電影的鑼鼓》等,均屬前因。右派分子,包括某些批判者的命運,以及運動對當時趨向活躍的創作思想的衝擊;還有一批影片被插上“白旗”的嚴重後果;本書均有較客觀的評述。至於上海“圍爐夜話”因涉及名人太多,處理時刀下留人;長春小白樓反黨集團的始作俑者,原來係吉林省委宣傳部;這些內情很長時間保密,彌足珍貴。如果對本書苛求一點,那就是尚欠一點更宏觀的國際視角。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波蘭、匈牙利群眾揭竿而起;對中共領導的決策,對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的思想;產生過重大影響。
   
    本書最觸動我的有三點,一個事件,一部作品,一個人物。
   
    先說一個事件。大約在2000年,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提到1957年在上海一次宴會上,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要是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澤東沉思了片刻,回答說: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此事一旦公之於眾,文化界議論紛紛。魯迅是毛澤東確立的中國新文化的方向,如果1957年還活著,就會落至如此下場?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如果周海嬰沒有確鑿證據,敢無中生有捏造這樣的事件嗎?
   
    不久在《文藝報》等報刊上發表長篇論文,引經據典,論證此事純屬偽造,毛澤東絕不可能將魯迅關起來,也不可能剝奪魯迅的寫作權利。待到2002年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文章後,對這個事件的爭論,從此基本上偃旗息鼓。後來雖有人極力試圖掩飾真相,均顯蒼白無力。我當年讀到黃宗英的文章,只是報刊上的摘要,並非全文。本書中雖然也是摘錄,卻詳盡多了,因而具有無可爭辯的說服力。第一,文中介紹了羅稷南當年代表十九路軍在福建建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到中共蘇區與紅軍將領張雲逸共同簽訂過反蔣抗日協定,毛澤東設宴款待過他。正因為有這樣一段故交,羅稷南才敢於在7月7日反右派鬥爭熱火朝天之際,向毛澤東提出如此政治尖銳性的問題。第二,文章有很多場面氣氛和個人心理的細節描寫,非未身臨其境者所能虛構。第三,附有照片為證。本書編著人如果沒有獨到的眼光,怎麼會用這麼長的篇幅來摘錄這篇文章呢?毛澤東雖然只講了兩句話,展現的卻是另一個真實的毛澤東!
   
    回憶“文革”年代,毛澤東的講話,“句句是真理”。當年住在北京,不時更深夜半聽到鑼鼓喧天,口號聲一浪高過一浪。原來毛主席又有最新的最高指示要及時傳達,“傳達不過夜”,似乎“真理”也有保鮮期。既然如此,何以毛澤東在1957年有關魯迅的這兩句最高指示被隱藏了四十多年,被披露之後,官方卻一直未表態?由此可見,這兩句話對於探討真實的毛澤東思想具有多麼重要的分量。
   
    對20世紀的歷史而言,最需要認真研究的第一個中國人,就是毛澤東!
   
    再說一部影片,《上海姑娘》。
   
    1951年《武訓傳》批判之後,簡單粗暴的電影批判大行其道。立竿見影的效果是,作家不敢寫電影劇本,導演不敢拍影片。再者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工”尤為欠缺。一年一度的電影題材規劃,常為此而發愁。經過大力扶植,1954年出產了3部反映工業的影片,《偉大的起點》、《無窮的潛力》、《英雄司機》,可觀眾寥寥無幾,輿論稱之為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
   
    在百花齊放春風吹拂下,年輕的技術員張弦在鍾惦婓的幫助下,寫出了電影劇本《上海姑娘》。幾個上海女大學生投身社會主義建設,迸發的青春氣息和革命激情與熱火朝天的工地場景融為一體,令人耳目一新。與此同時,北影廠廠長汪洋、導演成蔭為首的一個團隊赴蘇聯學習電影業務,正好學成歸來。其時正逢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文藝進入解凍時期,思想活躍,藝術上不斷創新。成蔭確實學到了一些新的電影觀念、新的表現方法和技巧。例如在敘事上不追求戲劇性效果,而致力於雋永的淡雅風格。創新的劇本、創新的電影構思,正可謂珠聯璧合。《上海姑娘》樣片在北影廠試驗時,一片讚揚之聲;認為影片充滿了生活情趣和時代氣息,格調清新,節奏明快,是一部有突破性的佳作。
   
    待到1957年9月,影片正式送電影局審查,反右運動進入高潮。這部真實反映青年知識份子精神面貌的作品,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抵觸,不合時宜,結論是:“不是毒草,但有嚴重的缺點錯誤,要修改。”
   
    這場政治運動斷送了《上海姑娘》(當然遠不止這一部),堵塞了一條藝術創新之路。
   
    主創人員及領導紛紛作檢討,才華初露的年輕編劇張弦劃為右派分子,被剝奪了寫作權利。雖然,他後來重操舊業,寫出了《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這樣的佳作,因而獲得當年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但一個作家最好創作期中的22年,都發配到農村去修補地球了!
   
    最後說一個人物,夏衍。
   
    夏衍與1957年這場風暴的牽連不多,他既無打成右派的危機,北京電影界批判右派的任務主要由陳荒煤承擔。他之所以在本書中成為評介的重點人物之一,我忖度可能他給中國大陸電影打下的烙印太深刻,不宜迴避。20世紀30年代初受命進入電影界,一無權勢,二無資金,卻能團結一批進步藝術家將左翼電影搞得有聲有色。建國初期負責上海文化工作,佔有中國電影的半壁江山。1955年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長,掌管電影達十年之久。夏公管電影,內行領導內行;遊刃有餘,可圈可點。當年鬧劇本荒,他親自動手改編《祝福》、《林家鋪子》,據此拍成的影片屬於可傳世之作。他審查劇本、樣片,往往能提出中肯意見;有時甚至直接動手修改劇本或分鏡頭本,例如《早春二月》。當大躍進的浪潮沖昏人們頭腦之際,他和荒煤仍保持冷靜,保留一批藝術骨幹,精雕細刻地拍攝重點影片。當他發現紀念建國10週年的獻禮片均屬嚴肅的重大題材正劇,品種過於單一,及時調兵遣將,拍攝了愛情歌舞片《五朵金花》……
   
    與30年代搞地下工作不同,夏公如今是政府任命的電影官員,有職有權。按說他來抓電影駕輕就熟,無往而不利。其實不然。在上海管文化時,他對武訓這個題材持保留態度。批判《武訓傳》後,周揚授意他做檢討,夏公申辯。周揚告訴他,最高領導對上海文化工作早有意見,夏公不得不違心寫檢討,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慶祝國慶10週年電影放映後,群眾熱烈歡迎;周總理給與很高評價。其時反右傾運動大張旗鼓開展起來,夏公、陳荒煤開完10週年電影慶祝會後,就要準備檢查自己的右傾思想。
   
    除了電影創作、電影管理傾注入大量心血外,夏衍在電影理論上亦有重要建樹。《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及多篇談電影改編的文章,均屬中國電影劇作理論的高峰。夏公每年都在一些會議上講話,其中常有一些精闢的見解。
   
    眾所周知,批判小說《劉志丹》、京劇《海瑞罷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這只是公開的方面,還有內部的一面。毛澤東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下達不久,中央文化部高層進行整風,矛頭首先指向分管電影的副部長夏衍、陳荒煤,罪名是他們推行了一條反毛的夏、陳路線。1965年,夏、陳雙雙罷官,分配到非文藝單位工作。1966年,江青主持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紀要》將夏衍在不同會議上的講話,掐頭去尾,拼湊為“離經叛道論”,即離革命之經,叛戰爭之道;作為所謂“黑八論”的靶心,發動文海戰術,四方圍剿。夏衍本人,從小會批到萬人大會,然後投進秦城監獄,在單監裏待了八、九年之久。
   
    新時期再見夏公,年至耋耄,一條腿殘廢;但思路敏銳,思想臻入一個更高遠的境界。晚年,任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十年,對中國電影的繁榮發展,仍殫精竭慮。在此就不贅言了。
   
    夏衍豐富多彩而又坎坷曲折的一生,彷佛是中國電影的一個縮影。
   
    2013年4月於北京
   
   羅藝軍(1926-)湖北新洲人。曾任中國電影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第二任會長(1987-)。西南聯大及北大外文系肄業。1953年調中央電影劇本所任編輯。發表過70多篇電影理論與評論文章。1973年,主持編譯了《七十年代美國電影》。1976年調任《電影藝術》副主編,發表電影論文、評論數十篇。1986年出版《風雨銀幕》,1993年出版《中國電影理論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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