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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马克思主义十

十、剖析马克思的资本观


   
   
   产业革命恢复了劳动剩余由创造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为人类物质财富的生产扫清了障碍。剩下的事情应该是共同寻找社会财富增长的路径,研究那些可能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并尝试消除它们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但我们也别以为政治经济学只是近代人的科学,实际上,远在纸墨论争之前,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竞争就已经写下了最好的政治经济学。纸墨登场后,其中大量的也只是现实生活这部政治经济学的翻版。因此,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立足生存现实。它讨论的正是眼前或当代对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相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只是为实现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富强和繁荣,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愉快。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这个问题上说道:“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教导的,并不是交换价值怎样由个人来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怎样被个人所消费。……作为一个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还须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来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8页。)
   尽管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突出强调了国家意识,他甚至把政治经济学说成是国家经济学,是“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科学”。(同上书106页)而把斯密、魁奈等人的理论说成是世界主义经济学,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同上书106页)。但我们看到,在文化国界的现状下,任何国家或民族只要愿意,都可以方便地取得他国的文化资产。包括李斯特在内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运用于一切国家。尽管斯密等人的理论是立足于全人类的发展,但在现代世界政治背景下,国家的存在使“人类”这一无限包括的名词在政治经济学中还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国家利益要实际得多,也现实得多。因此,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还是为一个国家的富足和力量,为该国国民的幸福、自信和美好前途服务的科学。生产资本和劳动剩余正是在这一前提限制下进行讨论和加以运用的。
   毋庸讳言,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寻求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和舒适愉快,使国民增强信心,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其次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决定的立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振作全体国民,激励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要做到这一点,依靠国家的行政规章一般都是有害的,有利的作法正如亚当斯密总结的那样,“是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政治民主”。
   对社会财富的增长,斯密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李嘉图、魁奈、萨依、马尔萨斯、西尼尔、李斯特等人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都共同从财富的增长着手,对社会生产、分配、消费进行了分析。其中,劳动剩余的产生和积累,以及资本的合理运用对财富的增长具有的作用,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以劳动剩余和积累和资本为主要对象,但马克思却机警地回避了财富,至少没有直接非难它。因为这样做将很容易被人们识破而引起社会普遍的反感。
   可实际上资本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只不过是用于再创造财富的财富(“资本是一个国家为了未来生产而使用的那部分财富”。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7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资本就常常跟财富联系或相随使用,原因就是“财富是指我们必需的,有用的或合意的那些物质对象”(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章第一节)。而资本就是这些物质对象当不用于消费而用于再创造财富时的称谓。因此,对国家的生存来说,资本实际比用于消费的财富更为重要。
   资本形成依赖的是积累,积累又依赖于劳动剩余的存在。因此,资本就是人们有意识将劳动剩余节俭积累形成的。从第一件劳动工具的诞生,就意味着人类有意识将劳动剩余进行积累创造的开始;而有意识的积累则是劳动者所期望实现的更大的收获。如果积累不能使他的愿望实现,或愿望没有保障,那劳动剩余就又会被用于消费,不会用于积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明劳动剩余如何才能更多的用于积累,而不是被那些与财富增长无关的因素所夺走。
   并且,已经积累起来形成的生产资本如何运用,才会更有利于财富生产,也是政治经济学历来讨论的问题。无论如何,将生产资本交给一个与这笔财富的积累、创造和最终命运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掌管,就算他天生一颗善良的心,也无法使他做到与直接创造这笔财富的人,与这笔财富的利害攸关的人同样真诚地对待这笔财富。
   对一个国家来说,单个资本无论所有权所属多么不同,都必然构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但资本的归宿和所有权的法律判定是否合理,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与衰亡。因为它将决定国民劳动的热情,社会劳动剩余的积累,以及资本能否有效地运用。国家要走向繁荣,只能依靠全体国民的勤劳、智慧和节俭。
   斯密就强调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他说,有一种与贸易差额全然不同的差额,随着这种差额的为顺为逆,会促成任何一个国家的繁荣或衰退,这就是每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额。这说明剩余的积累和资本的合理使用对国家的繁荣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也说,“如果在一定期间,一国的生产超过了消费,就具备了增加资本的手段,……如果在这一期间,消费与生产完全相等,那就不再有增加资本的手段,社会将处于接近停滞的状态。如果消费超过生产,那么在每个相续期间会看到,社会获得的供应将越来越差,其人口,其繁荣,将每下愈况。
   “既然这种差额这样重要,既然它决定一个社会处境的进步、停滞或衰退,,那就肯定有必要,把对顺差作出主要贡献的那些人,同主要使局势的另一面占优势的那些人区分开来。没有这样的区分,我们就无法探索为什么这一国繁荣而另一国衰退的原因,也无法明白解释,为什么工商业者众多的那些国家,要比以宫廷和贵族的侍从占优势的那些国家富裕得多。”(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章第二节)。
   因此,国家财富的分配是倾向于生产还是倾向于消费,能否有效地刺激和鼓励起生产,是一国走向繁荣和导致衰退的根本原因。
   但马克思与众不同,他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立场和观点。因为他不是从财富的生产和增长着手,这些对于他是次要的,财富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命题,而他的目的正是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在这个批判哲学中,财富自然就不能有政治经济学中那样的地位,作为财富母体的生产资本也自然就成了另一副面容。
   并且,他的研究是以剥削和掠夺为前提的,而他又坚持认为剥削和掠夺是以资本自主生产为前提的。于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是通过勤劳和节俭积累起来作为财富产床的资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成了用战争、杀戮、掠夺而来的用于榨取剩余价值的元凶。
   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围绕资本将劳动的剩余产品改称为剩余价值,又为了建立剩余价值理论将资本分割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就资本而言,政治经济学是把它当作国民财富的增长之源来研究的。马克思却完全不同,他一方面否定了资本的劳动形成过程,称“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782页)。另一方面,他又称资本是资本家用剩余价值一次次积累形成的。这时,他却是为了说明资本家的资本实际是剥削劳动者的劳动得来的。并由此给资本定下了一个可怕的形象,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同上书829页。)
   在政治经济学中被大加颂扬的资本,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却成了狰狞怪兽。因为马克思既不是从经济着手,也不是从政治经济问题着手,而是从意识形态着手去研究现实社会的。这种研究手法自然与政治经济学难入同辙了。
   在他的《资本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中,马克思这样说道:“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344页)。而对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马克思也说道:“‘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同上书791页。)
   这几段文字既是马克思对资本的评价,也是他对资本自主的结论;它使以往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在这一结论中得到了自它们灭亡以来最高的升华,强调了资本自主主义才是人类最黑暗的社会;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人类最悲惨时代到来的开端。可历史又是如何评价这一开端的,他却并不理会。
   从奴隶制开始,武力直接强制劳动就代替了过去的间接“强制”关系。过去一直以来,人必须相互依靠,原始时期就结成了捕猎的,防御敌害的生产和生活依赖或互助关系。这些关系如要称为“强制”关系也未必不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相互不能离开,他们已经不能独居而“不得不”跟随群体生活。
   但这种因为依赖形成的所谓“强制”,比起奴隶的枷锁和死亡威胁下的直接强制,以及随后稍有缓释但却仍然存在的封建直接强制,应该如何评价?
   资本的“强制”形象由马克思勾画编排出来,它是原始的,人在自由时代由于相互依赖形成的“强制”关系的发展,它再具有马克思赋予的丑恶形象,也只能如同那一时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产生的“强制”一样。当然,一些人因此拥有了优势和在利用这种优势,产生了种种不合理。而马克思却把这种“强制”怒斥为,比奴隶的枷锁和封建的锁链更加残暴和更无人性的强制关系。他也由此开始导演了一场武力直接强制的历史大回放,用专政的直接强制方式取代了资本的间接强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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