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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巴黎远郊农舍》

巴黎远郊农舍


香港《苹果日报》2013-4-28


严家祺


    当我们三人从香港飞达巴黎时,已是第二天早晨六点钟。从戴高乐机场出发,乘了二、三小时汽车,到达巴黎北部一个农舍。农舍有十余间房子,有几间拴牲口的房子,有一个围墙,周围一片农田,没有住户、没有商店。
    巴黎四个会说中文的法国人、瑞士人,马赫雅娜、燕保罗、皮埃尔、谭三山,为帮助“六四”後流亡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爱丽丝协会”(A.L.I.C.E)。协会成员都是“义工”。农舍就是马赫雅娜等人帮助我们找到的。

    吾尔开希、刘燕、李錄、辛苦在我们前一、二天已住在农舍。三天后,苏炜从香港来到农舍,加上我们一起“偷渡”的三个人,共八个人。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赵紫阳、胡启立被撤去了一切职务,江泽民当上了总书记。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八个人整整在一起谈了三天,算是“会议”。我们共同结论是,必须振作精神,发出我们的呼声,并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而努力。与我和高皋一起到香港和巴黎的学者,他因为要到美国上学,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我们第一个《宣言》主要是他起草的,由法国电台和电视台以吾尔开希和我的名字在七月四日播出。三天会议後,笼罩在农舍的忧郁气氛似乎被驱散了,大家唱起了歌,高唱“革命样板戏”。
    在农舍,后来又来了几个人,有来自上海的两个学生。农舍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公社”,马赫雅娜源源不断地为我们供应食品、啤酒和香烟。农舍里因整日吸烟而烟雾缭绕。
    当时,大家同意,对外联系的电话只有一个人可以打,几天後,另一个人也要求做对外联系工作,又过几天,第三人说,他也要参与对外联系。这样,这三人从早到晚不停地与外面打电话,因“保密”需要,其他人都不能过问。半个月下来,马赫雅娜对我们说,电话费已超过二万法郎,相当于四千多美元,这些钱最终来源于香港。
   《苹果日报》《巴黎远郊农舍》

   
    (图)1989-7-7 在巴黎远郊农舍
    七月四日那一天,我们八人在农舍阳光下聚会,讨论未来计划。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学生说,为了中国的“民主”,大家都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但立即遭到两个人反对,他们已经联系好了,准备去美国的大学上学和当访问学者。我总结大家意见说,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计划,不能以“民主”的名义要求谁做甚麽。这一点,我後来深有体会。
    我们八个人不是什么组织,也不存在谁领导谁,但大家似乎觉得,因为逃亡聚集在一起,八个人是一个“整体”。未来的“计划”难达一致,现在做什么事一定要大家一致同意。在北京,我与高皋认识两位巴黎学者,一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彭述之的女儿程映湘,另一位是长满马克思一般大胡子的犹太人白夏。他们请我们两人再带两三人去巴黎见他们。大家争着去,吾尔开希说,高皋不要去了。我说,程映湘和白夏指明要见高皋。刘燕说,她负责对外联系,非去不可。吾尔开希要求辛苦留下,辛苦不说话,显得很不高兴,高皋表示,她不去了。我说,七个人、八个人差不多,大家都去就是了。我的话刚说完,辛苦一个人跑到室外,脱去上衣,跪在地下。这时正下着中雨,虽然是七月初,巴黎晚上的气温仍很低,在雨中久待十分寒冷。辛苦宣布,“你们这样闹下去,我现在开始绝食。”我劝说辛苦回屋内无效,吾尔开希在雨中淋了一个小时,才把辛苦劝回屋内。
    当辛苦踏进房间,两个学生正在大吵。几分钟後,因吾尔开希突然晕倒,吵闹终于停止。大家忙作一团,抢救吾尔开希。此时,正是七月四日深夜十二时。
    这些分歧,微不足道,但因为发生在我们流亡的最初时刻,难以忘却。从其中几个人到国外的最早打算来看,他们都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走着。与我一起出逃的学者在芝加哥大学研读哲学,后来在香港任教授和研究员,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吾尔开希在美国时,现在闻名全球的艺术家艾未未,是他在波士顿办公室的雇员。苏炜任教于著名的耶鲁大学,出版了多本著作。高皋在纽约曼哈顿中城担任了十年护士。李錄当时特别强调要成立基金会。一九九六年,他同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和经济学学士三个学位,他自行創辦了喜玛拉雅基金会,管理風險創投基金及對冲基金,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副手、巴郡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副主席查理•芒格(Charles Thomas Munger),是李錄基金的主要客戶之一。他因向巴郡推介入股中國電池及汽車製造商比亞迪,使巴郡獲得高達十二亿億美元的回報。巴菲特希望李錄成为他的接班人,共同管理巴郡規模高達一千億美元的投資組合, 但李錄沒有此意。不过,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去北京那次,一定要李錄陪同,北京看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面上,不得不让“禁止入境”的李錄踏上他祖国的土地。
   
(2013/04/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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