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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拆危局/滕彪

   
    2012年6月21日,北京的齐月英因房屋补偿款不及市场价的30分之一,自建了一个封闭铁牢把自己关了起来,而警察用铁板把她家围了起来,禁止其他任何人进出。
   
    这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政府征地强拆的一个缩影。在强拆过程中,2009年,四川的唐福珍自焚而死;2011年,长春的刘淑香被埋致死。拆迁征地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上访者的悲剧,制造了官民之间的剧烈冲突。
   


    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朝代变换,“耕者有其田”成为不少农民起义的口号。到20世纪中期,中共统治中国之后,情况糟糕到了极点:不但土地没有了,连说话的基本权利也没有了。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史,胡平一针见血地评论道:“中共先是搞血腥共产,灭私充公,把全国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把全国的私有资产都变成了所谓‘公产’,然后又在改革的名义下,靠着专制暴力的保护,化公为私,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权势者自己的私产。”而这是“双重的掠夺,双重的反正义。”这也正是理解中国目前土地问题的历史大背景。
   
    强占土地除了腐败官员的私利驱动之外,还有“卖地财政”。政府垄断土地,官商勾结,强拆强占民众土地,在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同时,也形成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地方政府是地产交易的最大获利者。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惊人的76.6%,西部一些城市甚至高达80%以上。这就蕴藏着极大的危险——如果不用暴力方和操控司法的方式以极低的价格掠夺民众的土地、拆毁民众的家园,地方政府就难以正常运转。
   
    而强拆引发的惨剧与日俱增,背后乃是一整套制度网络:保护民众私产的法律捉襟见肘;官员非民选;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官员、开发商和黑社会可以明目张胆地巧取豪夺而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机制。即使人权律师、公民记者和互联网的力量在增长,但面对如此巨大的拆迁铁幕,也回天乏力。
   
    要解决土地问题绝非易事。要有一套保护私产的法律制度;只有民选的议会才有可能制定这样的法律,也只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才能捍卫公民的私有产权。在目前的党-国体制之下,司法独立只是镜花水月而已。没有基本的新闻自由,公权力又无法得到有效的约束。总而言之,土地没问题绝非仅是经济问题,不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解决强拆问题的各种方案,近乎扬汤止沸。而政治变革的方式和时机,也与血拆悲剧造成的政治危机和社会裂痕,有着复杂的关联。
(2013/04/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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