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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为什么解除党禁,报禁?--大陆社会转型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蒋经国为什么解除党禁报禁??是他想给台湾人民恩惠吗?不是,绝不是,这是他的唯一出路,他解除了党禁报禁,顺应了民主自由的潮流,保全了国民党,也保全了自己的家人,使国民党从一个革命党脱胎换骨,成功转型,成长为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执政党,避免了自己成为萨达姆,卡扎菲的下场,只能说,蒋先生是明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蒋先生作为一个当政者对民主自由宪政人权在台湾的普及是有贡献的,称之为“民主先生”也还不算过分,但是,必须明确,台湾完成社会转型的根本力量不在蒋先生这里,而在台湾觉醒的民间社会,成熟的民间社会,具有人权宪政理念的民间社会是社会转型平稳进行的基本力量。我们大陆人从中得到什么启示??我觉得,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当局发善心,不能寄希望于当局自己进步,不能寄希望于当局自己醒悟,我们不能空想了一个胡温新政,又要幻想一个习李新政,我们不用瞎猜谁会成为下一个叶利钦,我们不必为习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喜而忧,我们必须做足自己的功课,我们必须从民间做起,我们必须在民间哺育民主民权自由的力量,与官权进行非暴力的博弈,我们必须不屈不挠,我们务必抛掉幻想,做好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我们必须面对当前中国官权太强,民权太弱的事实,我们必须以现代自由民主人权理性宪政宽容理念为指导,维护弱小民众的利益,与弱小者结盟,走民间的道路,与官方形成适当的博弈(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有斗争,有妥协,有前进有后退, 不要幻想走捷径,不要幻想当了高官的幕僚就可以自由民主一朝实现,不要幻想习李会主动改革,走向民主自由。没有你的我的他的民间的参与,习李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动作的,即便有一点点也是假的,敷衍塞责的,骗人的,装门面的而已。我不相信若果08宪章有1亿中国人签字,刘晓波还会被判11年徒刑??刘霞还会被软禁????如何将08宪章所表达的人权理念宪政理念走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如何将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在中国生根?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聚焦我们能量的地方,空洞的谩骂,非理性的杰斯底里是没有效果的。
   
   
   蒋经国为什么解除党禁,报禁?
   
   信源:伍玉龙博客|编辑:2013-04-20|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如果没有党外势力给党内施加足够多的压力的话,蒋经国会解除党禁,报禁吗?台湾人的民主是蒋经国施舍的吗?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这个东西,也是要讲等价交换,按劳取酬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国民党的党外势力活动日益活跃,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日益强烈。这些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方式与国民党斗争,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ji会、jie社、you行、请愿、ba工、ba课、ba市、 ba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根据台湾当时的法令制度,党外人士有机会当选各种民意代表,他们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 “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戒严线”就像四象基本原则一样。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元老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台独、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王升的“军警系统”却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党内和社会上认为这是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失职。在王升访美之际,蒋经国信任的党内元老黄少谷和高级将领马纪壮向蒋直言面谏,要求迅速切除王升这一毒瘤。5月1日,蒋经国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经国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气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干也大都被调离各关键岗位。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高层重新洗牌,改选中常委和决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选,决定改组“行政院”。从国民党历史看,此次全会和“行政院”改组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 “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也可以说就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发生了历史剧变。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子弹夺去了生命。美国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杀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时查明,3人是按照台湾当局“特工”部门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下令迅速查处。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审判结束,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判处“情报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江南案”结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对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对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个最大的疑点,即蒋孝武有没有涉案?要不要负责?这一真相一直没有人谈及,但是当年年底,蒋经国就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6年3月,蒋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蒋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坛,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对他的不满,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党外势力的政治反对运动是在面临空前的政治高压下进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党外采用“擦边”、“撞线”等“政治边缘”战术,以小犯规累积政治资本,以时间换取成功,不断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不断迫使国民党坚守“戒严”的地盘越来越小。
   
   “高雄事件”后,党外制造一系列事端挑战国民党。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选举中组织的“受难者家属参选事件”;1985年4月1日正在狱内服无期徒刑的施明德、林弘宣、白雅灿、黄华等人的“绝食事件”;5月3日,《薪火》发行人耿荣水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分别向法院控告警方违法查抄刊物,并要求追究警方刑事责任;5月16日,14名“党外”省议员集体辞职;1986年5月10日,党外各派代表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与国民党代表、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及黄光平面对面交锋,并达成三点共识,这是国民党第一次与党外谈判,所以在岛内当时就有人称这一沟通是“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5月19 日,党外为抗议“戒严”,在台北龙山寺与军警当局对峙一整天;6月10日,借被控有“诽谤罪”的陈水扁和林正杰入狱一事,党外发起欢送“陈水扁、林正杰入狱运动”。党外人士发动的上述一系列活动,对台湾当局形成一个又一个不小的冲击波,促使蒋经国要么是放松限制,要么是进行镇压,没有其他良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必须尽快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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