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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道(下)灵道修为(三)46.武


   靈道(下)靈道修為(三)
   
   四十六。武
   

   何為武? “止戈為武”。武字是止戈兩字合成的,能止戰,才是真正的武功。不用暴力而使對方屈服,才是最高的武功;此乃道也。
   
   道家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老子再三告誡:高明的政治家,高明的軍事領導人,是心懷仁慈的,希望以善的力量,戰勝一切邪惡,絕不是耀武揚威、恃強凌弱。萬一發生戰爭,必須要用兵的時候,也不可逞強好勝:“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樣,中國做人原則的兩句古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因果報應,你怎樣打人,就會怎樣被打。
   
   經過大規模戰爭以後,那個地方就被破壞毀滅了。戰後的沙場,堆屍積血,會成為爆發瘟疫的地方,有時並發多種災害。所以,世上真正懂軍事的名將,都不敢輕言戰爭。這不是因為膽小怕戰,而是由於仁慈,不願也不忍看到戰爭帶來的悲慘後果。道家思想是一個生活思想,教人如何在戰火紛飛的戰國時期生活。聖人之道是“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道家從“兵者凶器”、“無為”、“不爭”等政治觀點出發,對戰爭性質、勝負緣由及鬥爭策略等軍事問題,形成自己獨特的軍事理論觀點。其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是居慈、守柔、退讓和不爭,主張回到“小國寡民”的初始社會中去,提倡柔弱勝剛強的鬥爭策略,包含了許多相互對立、相互轉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是古代社會弱小者戰勝強大者的主要理論依據。被稱為“黃老道家學派”的道家與早期道家有很大不同。黃老道家學派順應時代潮流,“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表現出積極人世的思想傾向,以面對涉及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爭問題。該學派一方面把以柔克剛、以弱勝強視為不變的用兵鐵律,另一方面則承認戰爭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在推崇天道、天時的基礎上,重視政勝,謀求民和。漢初,統治者奉行“無為而治”,為黃老道家學說的興盛提供了機遇。這一時期,有專門論述黃老道家軍事思想的兵書《黃石公三略》問世,以道家思想為主的綜合性著作《淮南子》也收人一些論兵篇章。在歸納、吸收先秦兵學思想的基礎上,在道家傳統的貴柔守雌觀念中增加了更靈活的因素,提出了剛柔相濟的鬥爭策略。其戰爭觀主要有:
   
   ①關於戰爭的作用。道家從一開始提倡的“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進而發展到承認戰爭有積極作用,認為“義兵王”、“應兵勝”。早期道家認為,征戰不休的根本原因是“天下無道”,大國“欲兼畜人”,統治者貪得無厭。道家雖然極力否定戰爭暴力,但嚴酷的社會現實義迫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戰爭的不可避免性。 ②關於戰爭的性質。黃老道家學派支持正義戰爭,反對窮兵默武。他們襲用了“兵者,不祥之器”這一命題,不是反對一切戰爭。而是認為對誅暴伐虐和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應當肯定和支持,對謀利的非正義戰爭應當否定。 ③關於戰爭勝負的因素。道家“兵之勝敗皆在於政”這一重要觀點認為:地廣民眾、甲堅兵銳都不是致勝的原因,只有“行仁義、布德施惠”,才會使“群臣親附,百姓和輯”,最終達到“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的目的。要削弱敵國的實力,迷惑其君主,使其國俗淫逸、賞罰不當、喜怒無常、民心離亂、無疑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將謀略制敵,擾亂敵國政治,挑撥君臣關係視為武力征服的前提,提出“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的思想。這一思想將謀略制敵作了根本改變,與武力征服結合在一起,繼承前人“上兵伐謀”思想,使之更趨於實用化。 ④關於發起進攻。道家提出後發製人的戰法。
   
   東漢後期,一些著名的道家人物仍對兵學理論抱著濃厚興趣,撰寫了大量論兵之作。其中《陰符經》、《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等具有重要地位。道家一貫給人不問世事隱逸修行的形象,其實道家哲學中蘊含了極深邃的軍事謀略思想。諸子百家相互批駁,卻很少跟道家有矛盾衝突;春秋戰國時的縱橫家、兵家、法家的形成發展,都建立在道家的根基之上。
   
   魏源說,老子書乃救世書也。在世亂之際,道家學派常常會發揮難以替代的作用,救民於水火。道家思想唯在西漢時佔據過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此後一直未能像儒家那樣受到掌權者的垂青。秦朝統一六國,是法家的勝利;而法家對道家思想中的某些方面進行片面的演繹與強調,最終背離了道家的基本原則。與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剛剛證明了黃老之術的偉大成效,武帝的罷黜百家,卻使得道家學派從此日漸遠離了治國之道,越來越專注於巫術與單純的修身之法,甚至淪為迷信的宗教。明清時代中國社會的偏執與孱弱,可能正是由於道家學派在統治階級的引導下誤入歧途後繼乏人的結果。
   
   道家學說在戰國及秦漢時期最能發揚光大。當時的士人,尤為精通老子的思想,並運用得淋漓盡致,神妙絕倫。且不說蘇秦張儀的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等計策,均滲透了“道”法之精髓;單就各國君王爭相虛心納諫禮賢下士的做法,都說明了道家思想的深入影響。四大公子的故事通過歷史的記載,早已傳為佳話。韓信、張良在軍事上的成就自不必說,劉邦也正因為能“忍”,所以雖一敗再敗於項羽,最後卻贏得了楚漢戰爭決定性戰役的勝利。本來高高在上的統治階層居然以能謙卑處下為榮,並蔚為風氣,這在中國歷史上不說是絕無僅有,也是極為罕見的,眾所周知,後世的文人攀附權貴還來不及呢,大多的知識分子一向缺乏獨立地位,更缺乏尊嚴與傲氣。
   
   忍,是道家思想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要做一件事,在時機不成熟、力量達不到時,不可輕舉妄動輕率出擊,須以堅忍的態度來面對,韜光養晦靜待良機。如蘇軾贊張良:英雄豪傑所勝於常人之處,惟忍而已。運用在兵法上,是避敵鋒芒,不與強大者硬對硬衝突,以靈活機動的方式周旋以待其弊。運用在政治鬥爭中,亦是如此:有識者不追求表面的顯赫風光,而暗暗培養自己的勢力,不讓一時的爭強使氣壞了大局。能忍才能卑弱處下,以虛懷若谷的姿態贏得他人和外界的肯定,得到最廣大的民眾的擁護。謙卑寬容,不自驕自大,才不會脫離群體,喪失底層的支持。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每一個王朝的興起,總是打著為民造福的旗號,要代表最多數群眾的利益。聰明的統治者,成功的領導人,都懂得虛心包容的道理,誠心納諫,接受批評。曹操、劉備、李世民,無一不求賢若渴。特別是力量尚且薄弱的時候,務要盡可能的團結其他勢力,與弱者結成聯盟,不敢為天下先,避免成為眾敵之標靶。如六國合縱以抗強秦,吳蜀聯合擊敗曹魏,都體現了這些原則。朱元璋之能一統天下,亦是得益於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政策,不打無必要之仗,不動聲色的悄悄擴張,從而蓄積了雄厚實力,最終勢不可擋。
   
   道家學派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一直處在逐漸衰落之中,在社會現實生活中不再起大的作用,思想上也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儒學佔據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道家安邦定國的縱橫之術反被誣成詭計陰謀。封建王朝出於狹隘的自私心理,待江山穩固即實行愚民政策,刻意排斥道家謀略。到了明末之時,面臨滿清大軍的威脅,卻國無策士,且不說朝廷內部混亂萬端,自毀長城,就是農民軍方面也目光短淺,殺李信而自斷右臂,成不了氣候。直待吳三桂引兵入關揮師南下,幾個小朝廷還聯合不到一塊兒,兀自爭鬥不休,得以被各個擊破,國滅身死。只接受了理學灌輸而成長起來的儒生“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不但救國乏術,而且其狹隘片面的道德觀常常被利用來製造對立激化矛盾,對於熊廷弼、毛文龍、袁崇煥等名將的死負有很大責任,使得不少將領被迫倒向敵人一方。
   
   道家“以無事取天下”這句話,是老子學術思想的精華所在。有一種人,有道德、有學問、又無心於取天下,但他的道德修養,反為天下所歸。堯、舜、禹乃至於周朝的文王父子,尤其是文王,都是“以無事取天下”的。在文王的時代,他決不想動,不想為天下第一人。後來他兒子起來革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歷史上,始終讚譽文王之德。其實在殷商時代,文王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否是“以奇用兵”來取天下的?不是,而是天下歸心,天下敬服於他的道德。以現代的觀念及術語來說,那是他政治作戰的成功;更貼切地說,這是他教化牧養百姓的成功,而最高的原則是道德,是無所求,對百姓毫無所求,這就是“以無事取天下”的道理。真正的仁道,真正良好的政治思想是“不以兵強天下”。中國幾千年來的軍事思想,用兵的謀略,總不外“出奇制勝”四字。關於這個“奇”字,發揮起來,則千變萬化,人莫能測。更有“以正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在未來的時代,只有不用聰明的聰明,不用辦法的辦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誠懇、老實,才會獲致真正的成功。因此,應該“以正為奇”,走正道;真正的“奇”,其實是正道。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現在世界上某些國家,就有很多忌諱,老百姓不敢說心裡的話,更不敢批評,邪道也。老子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禁令愈多,人民什麼都不敢做,不能做,於是物質上就愈貧窮,精神上也更貧窮,貧窮到痛苦的地步。這就是“天下忌諱,而民彌貧”的道理。其結果無非是內亡於造反或外亡於入侵。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歷史的經驗,時代到了變亂的時候,“民多利器”,大家都有權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這個社會就非亂不可。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以物質文明的發展而言,歷史愈往前進,物質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類文化反而越來越退步、退化。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每一個朝代到了後來法令越來越多。漢高祖入關,法律只有三條——有名的約法三章。 《史記。高祖本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殺人抵命,偷盜剁手,就只如此而已,很簡單。後來,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漢朝的法網就很嚴密了。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就把當時的官吏分作兩類,一類叫做“循吏”,一類叫做“酷吏”。循吏是有道德的官吏,酷吏則是手段毒辣、嚴苛、殘酷,只要犯了法,決不寬容。酷吏使用各種令人痛苦的刑罰,殺人也用許多殘忍的方法,這都是漢文帝以後的事。如果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也會發現漢文帝以後的社會越來越亂。現今某些國家不僅是嚴刑峻法多如牛毛,而且是權勢壓倒法規,亂立法外之法,法律成為統治者為所欲為魚肉百姓的工具,這等於是要把百姓逼上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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