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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文集(18)

二、中西經濟學說的分別
   
   ——————————————————————————–
   
   內容來源:卷五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 \中國經濟學說
   
   版面原件:第8頁,第9頁,第10頁,第11頁,第12頁,第13頁,第14頁,第15頁,第16頁
   
   〔第8頁〕
   
   甲、中國古來的經濟學說
   上面說過的中國經濟學的本源與目的,是我從中國各派共同的學理裏面抽繹出來的要旨。我們中國〔第9頁〕古的經濟學說,原不止於一派。凡是健全的理論與政策必適合於一個民族國家的自然環境、地理、氣候、歷史與民族精神、社會狀況。所處的國家不同,所遇的時代不同。則學說自有不同。古人說「即物窮理」,又曰「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就是說理論與政策必須適合於時代,適合於環境,不能夠一成不變。中國古來的經濟學說有派別,有流變,就是這個道理。
   
   遠在三千年前,周族從黃河上游向河淮江漢的流域發展,農工商業逐漸繁榮。這時候,我們中國產生了一位偉大的經濟家,就是周公。周禮一書的著作與時代,古今學者雖辯說紛紜,未能確定,但其中多可考見為周制;更證以詩經裏面,七月之章,大田甫田之什,以及孔子孟子稱述周制的言論,都足以使我們想見周代立國以井田制度為根本,不獨兵制基於井田,即庠序的制度,亦基於井田。我們可以說,文化、民生與國防合一的立國規模,創自周公,亦非過論。周公之後五百年,中國的農業很有進步,商業也發達起來。這時候,井田制度已經破壞了,周公的學說也湮沒了。農商之間,互為影響,發生各種問題,而學術思想也分出許多的流派。自春秋時代,管子、計然、白圭諸人,下至於戰國時代的百家,對於這些問題,都有討論。最重要的學派裏面,儒家與法家雖都認農業為本業,而對於商業的政策,兩家主張各有不同。孟子荀子都主張「關幾而不征」,是一種放任主義;管仲商鞅都主張管制商業,平準物價,是一種干涉主義。這種爭論直至西漢時期,「鹽鐵論」作成有系統的紀錄,可以與一千八百年之後,歐洲重商重農兩派的爭論作一個比較。
   
   西漢以前,我們中國的經濟思想與制度政策,漸統一於儒家之下。在儒家的內部又分為兩個派別:〔第10頁〕一派偏重於性理之學,一派偏重於功利之學。如北宋的張程(張載、程顥、程頤)一派即偏重性理,三蘇(蘇洵、蘇軾、蘇轍)一派即偏重功利。南宋的朱(熹)陸(九淵)偏重性理,陳同甫(亮)葉水心(適)偏重功利。但是歷代的大經濟家,都綜合性理之學與功利之學而成為系統,並且兼取儒家之說與法家之說而得其會通。如宋之範文正(仲淹)王荊公(安石),明之王陽明(守仁)張江陵(居正)都是理論與事功兩者並茂的大經濟家。
   
   現在再就各派裏面,特別提出幾家來說明一下。春秋時代,齊國的魚鹽鐵器蠶絲等業都很繁盛,故齊國商業的力量,在國內操縱農民的生活,在國外支配黃河流域。這時候便有管子的學說,對於農商關係,價格問題,統制政策,國營事業,兵農制度,有詳明的討論。管子認為生產要素只有人力與土地兩種,而尤以人力為本源。八觀篇說:「民非榖不食,榖非力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力作無以致財,天之所生,生於用力」,這與大學所說「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是一樣的說法。管子對於農商的關係從價格問題?眼來求解決。黃金是人民交易的手段,榖米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金多則物賤,金少則物貴;榖貴則物賤,榖賤則物貴,物賤則傷貨,金少則傷事;榖貴則傷民,榖賤則傷農。管子的政策是國家要使金與榖的價格得到平衡,始可以平衡一般的物價,而求金榖的價格平衡,又必須取締屯積而暢其流通。為達物價平衡的目的,金與榖必須操於國家之手,而不可以操於豪強之手,物貴則緊縮金幣,榖貴則平糶榖米,如此則萬物可以流通。為使國力增殖而民生不受豪強操縱,管子主張國家獨佔鹽鐵及山澤之利,並統制國外貿易。這種專賣政策與統制政策對於後世,有很大的影響。管子對於〔第11頁〕兵農問題,有名的政策是「作內政以寄軍令」。自井田制度破壞以後,土地分配漸趨不均,故兵農亦漸趨分化,管子乃用這個政策編製農民,教以軍事,使齊國舉國皆兵,而民生與國防更打成一片。商鞅的「農戰」政策,即以管子為本,用於秦國,秦的軍隊竟能統一中原。這個政策對於後世的影響更大。
   
   在西曆紀元前六世紀,中國已產生管子這樣的大經濟家。管子以後,經濟學說歷代都有名家,經濟制度與政策,歷代都有變易。在第十一世紀之時,中國從二百多年藩鎮割據之中,重新建立大一統的國家(宋代)。土地的兼併,商業的發達,財政的困難,外患的侵逼,各種問題性質的嚴重,規模的宏大,遠在春秋時代的齊國之上。這時候,范仲淹首先主張改革學制與科舉,對於青年,要「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王荊公繼范氏之後,實行變法。他的學說是本於孔孟相傳的經學的,他說:「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這就是說經學就是經濟之學。不過經濟的施設,必須依「所遭之變,所遇之勢」而定,故後世對於經學,只可以法其意,不可拘泥於其跡。他有這樣的見地,故與尋常的儒家不同。尋常的儒家多注重於節用,他獨注重於增加生產,即所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的政策以農田水利為本,更進而裁抑兼併,平均賦役,周轉農本,使人盡其力。他對於國內商業,取締團行與邸店,實行所謂「市易務」與「免行錢」等辦法,使一般商販,不受壟斷,而後商品可以流通。他對於國外貿易,也與一般儒家不同,當時有一個傳統政策,禁止銅錢出口,因而對外貿易在沿海沿邊受極大的限制,他排除眾議,解除銅錢出口之令,獎勵輸出入,以增國富。他對於國防,力主農兵制度,而從保甲?手,使國民受軍事訓練〔第12頁〕,而期於舉國皆兵。
   
   第十六世紀之中,明代開國的法度已壞,土地兼併,賦役不平;衛所的屯田廢弛,外患的侵凌益急。這時候,中國又有一個大經濟家,即張江陵。他的學說綜合性理之學與功利之學,且儒法兼用。他說:「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凡是實學,必可以實用,而實學必貫通性命與經濟。他為政的要旨是「實事求是而不釆虛聲,信賞必罰而真偽無隱」,是「釆其名必稽其實,作於始必考其終」,簡言之,即「循名核實,信賞必罰」。他的目的,是富國強兵,一般儒家批評他的政策是「霸道」,他說:「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雲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我們要知道仁義與富強之道,本是一體。順乎人性的富強之術就是王道,反乎人性的富強之術就是霸術,以義為本就是王道,以利為本就是霸術,所以說「在心不在跡」。江陵本於這個道理,抑制兼併,丈量田畝,平均賦役,開通商務,整飭兵制,都有盛大的功績。
   
   這些大經濟家的理論各有不同之處,但論其本源與目的,莫不脈絡貫通。他們都不以人類的慾望為發點,尤其不以個人之小己的私慾為出發點。他們的學說都本於人性,他們的目的都是國計民生,都是為國計民生而致力於經濟的規劃與統制。
   
   他們的政策也隨時代的變遷而有不同,但其間仍然有一貫的脈絡。他們的政策都以土地問題為中心。他們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又都從農工關係和農商關係上?想。商業的壟斷居奇與土地的兼併,是相〔第13頁〕通而相因的現象。土地兼併不獨影響國家的財政和人民的生計,亦且影響兵役和兵制,因而影響到國防。所以我們的 國父在同盟會時代,就提出「平均地權」政策,足見得我們中國的土地問題,在各種經濟問題中的地位的重要,也足見得土地政策是各種經濟政策裏面的根本政策了。
   乙、西洋的經濟學說及其最近的趨勢
   西洋的經濟學說不止是一個系統,各國的自然環境、地理、氣候、歷史與民族精神、社會狀況,各有不同,各國的經濟學說也不一樣。西歐在第十七第十八世紀時期,中古的農業經濟轉為近代的商工經濟,於是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兩派經濟學說先後興起。重商主義者主張國家取干涉政策以保護商業,振興工業;重農主義者主張國家取放任政策,而以農業為唯一之生產事業。重商主義重視貨幣,重農主義重視物資。至第十八世紀與第十九世紀之間,西歐的工業革命完成,其時英國學者亞丹斯密綜合兩派而著「原富」,風靡歐洲,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盛極一時。到了第十九世紀中葉,德國的經濟思想便自成一個系統,李斯特的「國家經濟學」,反對亞丹斯密的個人主義,而主張國家主義;反對亞丹斯密的放任政策,而傾向於保護政策,第二十世紀初期,斯盤的「經濟學的基礎」等著作,更使德國的經濟思想轉入全體主義的一路。美國的經濟思想與英國同其本源,然而美國經濟學說對國際則採取保護政策。對國內則傾向於計劃經濟。此種傾向至第一次大戰以後,更加有力。祇有英國還保持亞丹斯密的系統,而其中也有不少的變遷。在十九世紀之內,李嘉圖的「經濟學與租稅原理」影響比「原富」更深〔第14頁〕。二十世紀初期以來,馬爾薩斯數理學派代亞丹斯密與李嘉圖的學說支配英國的思想界。霍布孫一派的福利經濟學更漸臻於昌盛。馬克斯經濟學自命是由正統派經濟學轉變而來,然其思想方法乃是德國的思想主義的產物,與英國的經驗主義,淵源各自不同。列寧的學說以馬克斯為宗,而其對於政治經濟的理論和政策,與考茨基竟有天淵之別。俄國革命的前後,列寧與考茨基之論戰,亦即為馬克斯學派之內,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論戰。由此可見德俄兩國的馬克斯主義者持論也各有差別。
   
   西洋的經濟學說雖派別紛歧,但考其本源,仍有相同之處。他們無論那一學派,總以個人的慾望為出發點,以推論經濟現象而構成其學說的系統。以亞丹斯密「原富」為開端,西洋的經濟學派聚訟的中心問題,就是價值問題。亞丹斯密以為社會是多數個人的集合,此多數的個人各為市場上交換價值而生產,各持其所生產的交換價值而自由交換於市場之中。貨幣即是市場上各種商品的交換價值的表現,社會經濟不外乎無數的交換進程。故經濟學乃是價值學說,亦即是多數個人之間的交換關係的學說。馬克斯的「資本論」雖為「原富」的反對論,仍然以商品的價值分析為出發點。他以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商品的集合,而商品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矛盾的統一。他的學說仍然不出於價值學說的範圍。我們再看西洋的經濟學,論價值的本源,雖有各種的說法,而總以人類的慾望為依歸。第十九世紀之末,奧大利學派倡「邊際效用說」。這一派的學說以為商品的價值,是由人類對於商品的慾望而來。例如從一個飢餓的人看來,第一碗飯的價值大於第二碗飯的價值,第三碗以上的飯的效用,便到邊際,而價值也相隨減少。他們由這種淺顯的原則,推論價值的本質。這派學說,後來流行於美國。第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第15頁〕的學者克拉克更推廣這種學理,以解釋利息工資及地租等問題。與「邊際效用」說相反者為「勞動價值」說,這個學說是馬克斯從李嘉圖價值論引伸出來的。這個學說以為各種商品所以有使用價值,是因為他們能夠滿足人類的慾望,各種商品所以有交換價值,是由於他們含有可以衡量的勞動量。例如五匹布能換一石米,是因為五匹布所含的勞動量與一石米所含的勞動量相等,他們由此種原則推論價值的本質。至今共產主義者仍恪守成說,沒有多大變更。兩個學說雖持論相反,但推求他們立論的本源,都是人類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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