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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及其纠正始末

《一场被堙没的国内战争
   --记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及其纠正始末》
   
   
   第七章:叛乱是如何被认定的?

   
   ——“刚察叛乱定性”剖析
   
   
   
   循化事件,是青海1958年叛乱开始的认定。但各个州县、地区的叛乱是如何认定的呢?它科学吗?准确吗?我们找出一个例子来剖析,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1958年7月3日海北州的刚察县委向上级报送的《刚察县当前情况的汇报》【1】写道:“刚察公开叛乱的只是吉尔孟一个区,实际上是3个部落和4个寺院,共250人,从6月12日至24日。”同年8月青海军区司令部所发《青海地区武装叛乱情况》【2】简报,说的更为详尽:“海北刚察县之吉尔孟区的三个部落和四个寺院(黄仓、科才、日茫、西格冷寺)的部分喇嘛,以土旦、青知布、扎罗等为首的250余人,枪150余支,于6月12日公开掀起叛乱,先后于24日全部平息。”
   
   
   
   
   这两份材料都将刚察县的“叛乱”开始定在1958年的6月12日。那么,6月12日这一天,在刚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一件是所谓“抢夺黄仓工作组枪支”。草原上的牧民,为了防狼保畜,素来就有携带枪支的习惯。而且这还是英武荣耀的象征,所谓“牧民身上有三宝,骏马猎枪和腰刀”。可是为了防叛,按照省上的统一布置,刚察县当时正在收缴民间武器。驻黄仓部落的工作组,也以“借用”名义收了牧民3枝步枪。副组长项巴就“借”了中牧索科的一枝德国造“七九”步枪。12日清晨,索科因为驮牛患疥癣病按土办法需用野马的血涂抹治疗,就向项巴要回了枪支准备去猎取野马。组长张新贺得知后责备项巴,俩人争吵起来。副区长赵炳彦作出明确表态:“凡已取来的枪支一律不准还,还枪是错误的。”项巴受了批评,就跑到索科的帐篷里,不顾索科儿子克智布的阻拦,将枪又拿了回去。索科知道后与儿子骑马赶到工作组所在,向张新贺解释需要用枪的缘由。可是,张新贺不懂藏语,双方讲不明白。年轻的克智布性子急,拿了枪就走。张新贺与后来赶来的项巴虽然极力阻挡,枪支还是被索科父子取走。这就构成了定性叛乱的第一条罪状“抢夺工作组枪支”。
   
   
   
   
   12日的清晨在黄仓“夺”了枪,12日的黑夜,西格冷又“打”了一枪,这就构成了定性叛乱的“第二条罪状”。“打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刚察与其他牧区一样,正处于办社建场的高潮中。为显示合作化的优越性,政府动员社会游资10万元 【3】,在西格冷部落的登龙地段修建水渠。一时间,这里帐篷云集,人员集中,由县委副书记祁元旦直接指导的工作组也驻扎在工地上。12日的下午收工后,为祝贺该地区成立两个牧业合作社和一个公私合营牧场,工作组和场、社负责人包括百户官却乎、小头人更太一起喝了酒,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这时已是21时夜色朦胧之时。毛毛细雨中,祁书记正慷慨激昂地给群众作报告,突然西北方向响起一声枪响。祁书记急问“谁打的枪?”茫茫夜色中,找不到踪迹。只有泉吉区的副书记旦木真回到百米外自己的帐篷,发现被褥上有个洞眼,而被他卷在被褥里的枪托上出现了裂缝,于是认定就是刚才那一枪打的,目标应是工作组。居然敢枪击工作组?祁书记立即召集在水渠工地的百户官却乎等人严词质询,特别追问更太为何不来参加大会,并当场给官却乎下令,规定他们几个头人夜间不准离开所住帐篷。官却乎从祁书记的口气中感到自己已被怀疑,回帐篷后与醉卧在家未去参加会议的更太一说,更太大惧,觉得再也无法自辩。两人商量后,决定先逃离工地避过风头再说。
   
   
   
   
   12日的疑案未了,13日清晨附近的黄仓又有人来向祁书记紧急报告:“山岗上发现有数十人骑马背枪在活动。”“还有六、七个骑马背枪的人来找黄仓部落工作组,要求拿回他们的马匹和枪支,并要工作组离开。”根据上述情况,祁书记认定该地区已发生叛乱,决定将驻黄仓和西格冷的两个工作组撤回县城。考虑到那些游弋在山岗的叛匪可能截断去县城的交通,就临时决定向另一方向——近处的天峻县靠拢。于是他们把收缴的枪支卸掉枪栓后,连同其他物资均交给牧民代管。30多名工作组队员一人一骑,轻装来到天峻县的下河查区,立即派人去天峻县县城给省上发电报报告“叛情”。在获得天峻县给予的弹药支持后,14日清晨他们从河滩便道顺利返回刚察县城,全体人员毫发无损。省委在接到刚察“叛乱”的报告后,立即向正在省城出席党代会的刚察县委书记傅鼎作了平叛部署。傅鼎衔命返回县里,从西宁赶来平叛的摩托部队也在14日晚赶到县城。15日开始平叛。部队本以为会遇到强烈的抵抗,想不到进入“叛区”西格冷、黄仓后如入无人之境,既没有武装反抗,亦无人拒捕逃跑,可谓兵不血刃,手到擒来。全县除将原先就以学习、开会名义集中在州县的上层人士一网打尽外,加上其他“叛众”共捕768人,约占当时刚察藏族总人口8000人的10%。
   
   
   
   
   刚察县委对1958年的“叛乱”定性是很自信的。为坐实“叛乱”一事,后来又补充材料归结为十大问题。在平叛结束后的7月7日,还同时报送了《反革命匪首华宝藏罪恶单行材料》、《匪首娘巴罪恶单行材料》、《匪首桑代海罪恶单行材料》、《匪首更太罪恶单行材料》【4】。前三人虽然并不在西格冷现场,但都上挂下联,被指为幕后指挥者、决策者。而更太就是那个在西格冷水渠工地喝醉酒没参加大会的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牧场副场长。正如他自己所担忧的那样,确实被指控直接参与叛乱:“在6月11日令人到总百户桑代海处领取叛乱命令,6月12日和他人向工作组开枪,后令叛匪包围工作组,强迫西格冷部落牧民参加叛乱。”【5】
   
   
   
   
   1977年7月我去海北州首府浩门镇采访时,曾访问过当事人祁元旦。这位当年认定刚察叛乱的副书记,文革期间被罢官,那时正等待落实政策(后来曾担任海北州副州长、州人大主任等职)。他在回忆1958年6·12的“打枪事件”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那就是敌人打的枪,想制造混乱,趁机收拾我们。军分区的人冲上山去,打枪的人才跑了。那晚上下大雨,我们没有乱,继续将会开完。土匪也不敢动我们,只能在山上吼叫。第二天工地上除了合作社的32户外,其他人全跑到山上为匪了。我们打发社员去县城报信,也被土匪卡住。我们只有转道去天峻。”
   
   
   
   
   但是,1980年元月刚察县委上报的《1958年叛乱复查报告》【6】,在经过反复调查后,却逐一否定了刚察定性叛乱的十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西格冷打枪事件”。调查报告认为:“西格冷一枪现已无法查明,但开枪地点和弹着点距离会场较远,枪响后会上群众亦无异常反应。而且工作组撤离时并无拦截追击发生,留下的物资包括枪支在叛乱后也无损失。所以西格冷并未发生叛乱。”
   
   
   
   
   而对6·12发生的另一桩“抢夺黄仓工作组枪支”事件,复查报告认为明显是个误会。至于13日清晨有骑马背枪的人在黄仓山岗游弋和去工作组要枪要马,确系受该部落的代理百户土旦所派遣,其行为表现出对政府的不满和挑衅。但也仅此而已,并未发展到黄仓部落已经“叛乱”。
   
   
   
   
   1980年的这份《1958年叛乱复查报告》,在当年的3月中央统战部调查组来刚察吉尔孟公社召开座谈会时【7】,从1979年释放回来的更太发言中也得到了佐证:“我解放前是‘秋代海’(相当于甲长),解放后担任县自卫队副大队长、西格冷的治安委员。58年4月上旬,我一边按政府要求收枪,一边参加修渠。西格冷的枪收了4捆,原准备6月13日送县上去。12日那天打枪后我害怕说不清,就躲掉了。到第三天我和百户官却乎主动去县上,想说清那事,路上遇到公安局的人把我们逮住送进监狱,说我们是要逃跑不是来投降的。我们多次被开斗争会,用皮带抽、皮靴踢、剥了衣服打。黄仓的百户杨什加、总百户桑代海和干巴加参都当场斗死。我被斗的吃不住,就承认6月12日是我指使别人打的枪。枪是从黄仓部落借来的,因为他们的枪还没收完。”原黄仓部落的小头人才日加,1958年被捕后判无期徒刑,1962年释放。他在发言中也说:“58年6月12日到14日期间,代理百户土旦确实曾多次在部落召开会议,提出不给政府交枪,赶走工作组。在工作组撤走后,土旦也组织了念经煨桑和轮换巡逻。但后来县里派来别的部落头人,力劝我们不要这样做。土旦最后也同意了。我们正在集中收枪,队伍就来了,把我们叫去县上,到了县上就被抓了。”这也证实了《复查报告》的结论:黄仓部落的代理百户土旦确有挑衅行为,但尚未发展到“叛乱”。
   
   
   
   
   虽然刚察县接踵而来的大逮捕,是由整个大环境大形势决定的。但“刚察叛乱”的草率定性,显然对后来全县的捕人起了诱发作用。那时在青海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不管是否真正参与叛乱,只要在某个方面与之有些许牵连就脱不开干系。正因为如此,刚察县的总千户华宝藏虽然那段时间正在省人民医院住院,但一听说“刚察叛乱了!”就抱头大喊一声,惊恐万分,绝食而亡。另一位住在州上的副千户娘巴,在得知刚察叛乱后,干脆用一绺羊毛绳自己吊死在窗台的风钩上。因为他知道,前面的关口是很难过得去的。实际上,当时被捕768人,除8人立即被判死刑处决外,其他投入监狱劳改的,也陆续死亡476人。到最后平反时,侥幸活下来的只有215人,还不足1/3。据刚察县《1958年叛乱复查报告》所述,当时对人犯的逮捕、审判均未经过法定程序,无论公安的逮捕材料、检察院的公诉书、审判笔录都是事后用蜡板统一刻印的。
   
   
   
   
   这里,我还想被指为“反革命匪首”的华宝藏先生补叙几句。解放前他是刚察的千户,曾被统治青海40年之久的马步芳家族封为“环海八族”达盟总千户,还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中央立法委员。虽然他是个封建领主,但由于从小就在寺院当“完德”(小和尚),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当时就做了不少宽厚开明的好事。1936年西路军三名被俘红军脱逃到刚察草原,他暗地嘱咐其属下的部落妥为安置,解放后这些人均成了当地的干部。1941年马步芳镇压果洛藏族,40多户藏民流落青海湖畔,也是他将这些难民收留下来安排到寺院当塔娃(佃户),使他们得以幸存,日后返回家乡。青海刚解放,他就在喜饶嘉措大师劝说下到西宁军管会交出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和一些军火武器,对新政权表示归顺,并回到刚察草原做安定工作。在他被安排为刚察县副县长、省工业厅副厅长、海北州副主席、副州长等职务后,更是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工作:“抗美援朝”时捐献白洋800元,1955年捐出游资20万元,1957年从自己的部落中让出耕地30万亩和草原80万亩建立国营尕曲农场。就这样一位为群众为政府做过不少好事的统战对象,被诬为“叛乱分子”,以致怨愤难平,绝食而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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