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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新辛亥革命”大旗在升起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26/2013
   
   
   作者: 陈永苗
   

   由于改革无能完成现代性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经济矛盾问题,那么先前被掩埋下去的革命因素就会暴露出来,成为主宰性因素,需要再次命名和正视。我把二十世纪至今的革命,包括文革在内,积累到今天,甚至延伸到将来的,在未来几年之内绽放出来的终局一战,命名为新辛亥革命。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包括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和共产党的革命内战,因为已成为历史,其暴力性不再作用于当下,已经被过滤,因此也可以纳入到一个新辛亥革命的范畴。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我们抵抗者所面临的抗争困境,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整个二十世纪所有人类的有效抵抗手段,都已经被共党预先防范。即使是以暴易暴的革命手段,同样是如此。极权主义政体,给带来的困境,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消灭一切行动,任何火星,把抵抗的人驱赶到黑暗的角落。
   
   人心作为决定政治方向的原则,在中共面前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是被冻结运行,中共让很多人类的政治根本原则失效或者在一特定时间内失效,强大的政治强力,确实有本事让地球的运转停顿一下,短时间内日月颠倒。这是敌基督的力量,对普世的自然准则或者原初原则,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因此把自己当作前无古人的例外和特殊,因此觉得自己更靠近神。在中共这种可以“暂时停顿地球运转”的敌基督之前,我们抗争的命运,是人类前无古人的命运。
   
   别在想当然的地方想当然。已有过的人类抵抗手段,都在共党手上做了防范。如今要找的路,一定是土共不熟悉的荒芜之路,就像过去的十年维权,搞一些他们摸不清头脑或者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共党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手都硬,把我们所有的进步积蓄都搞没了,89就是一次。然后再储蓄,共党再动一下,又没了。就像韭菜,长了一批就收割一批,然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长了一批,然后再被收割,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若非教育产业化和网络的兴起,原来的那一点储蓄方法,搞民主运动的方法,还真能保障千年原地踏步。共党只会瓦解于超人的力量,例如经济危机。
   
   底层的,未来的,过去的,都是中共国内殖民的殖民地。在权贵官僚之外的,都是被征服掠夺的自然。中共牛逼得连时间,过去和未来都要殖民,最大程度的攫取,最大程度的走宽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是类似基督的权柄。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敌基督标志着时间的终结和僭越基督战胜一切的权柄。
   
   敌基督体制攫取了一切可能和能量,然而也因为恐龙版的体重窒息了一切可能。敌基督的秩序一个建构即自我瓦解,具有自反性的,就像神仙小说动物的修炼与渡劫,毒性在渡劫时总体爆发。没有秩序是永恒,总是与瓦解它的反坐力同在,是一种七伤拳。越用力的秩序,反坐力越大,越短命,如强秦暴隋。统治秩序,也是一种离心力与向心力的比较,也不是先验存在的,所以是一场永远的拉锯战。革命与秩序同在,有秩序则一定有反秩序的革命,秩序要战胜革命,就要不断再生产。就像法院判决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无中生有”。
   
   强大的敌基督秩序,就一定有着看不见的内伤,无法自愈的内伤积累起来,最后瓦解时荡然无存,只剩下尸体的腐臭之气。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内在的,被延迟被镇压到地下的地火,继续革命的地下河流。暗中的革命,为将来的终结一战,进行预备。这是内在于49年秩序进程的“革命”,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散装革命,正是长时间的秩序存在,也同时有长时间的海量民间抵抗,冲涮地现秩序,只剩下一个空空壳,一旦终局一战来临轻轻一碰,就烟消云散。
   
   由于改革无能完成现代性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经济矛盾问题,那么先前被掩埋下去的革命因素就会暴露出来,成为主宰性因素,需要再次命名和正视。我把二十世纪至今的革命,包括文革在内,积累到今天,甚至延伸到将来的,在未来几年之内绽放出来的终局一战,命名为新辛亥革命。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包括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和共党的革命内战,因为已成为历史,其暴力性不再作用于当下,已经被过滤,因此也可以纳入一个新辛亥革命的范畴。
   
   这还基于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今天的革命,是基于改革失败的,或者改革已死的革命,也就是改革自身问题造成的革命,而过去革命所遗留的问题,只有在叠加依附于改革时期而存在,也就是作为改革时期“改革革命”范式的附属而存在,其本身并没有主体性。也就是说,将来爆发的广场革命或暴力革命,是过去历史的延续,而并不是将来“天国”的降临,它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革命。对于大陆人民的未来美好宪政国度的到来,并不是过去和当下历史的断裂,而是民国奠基就预定的,就预备的,本来就有的,再次修复出来,而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这种新辛亥革命是内生于49年秩序进程的。其终末的终局一战,肯定是轻而易举的。是烂透之后,轻轻一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共死于内生性,如维稳,因为其痛恨内部叛乱甚至敌人,而且其全民党和极权主义总体性把社会经济矛盾大包大揽在其内部,并且要以最强的政治强度,以类似军事战争的方式,进行克服征服。就像拳王泰森,年轻全胜的时候,留下的致命伤害被掩盖了,等走下坡路了,新旧伤齐发,就特别短命。
   
   中共还不止新旧伤启发,因为它极力防止旧伤复发,这种防止的举措,还是带来新的伤害,就像维稳。到了终末,它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面具,面具之外一无所有,也就除了一个被完全掏空的中共这个政治符号。
   
   中共与清王朝一样是外来政权一样,一直存在合法性危机。建政六十年来,属于极权,中共的掌权始终处在合法性危机,在内部被压里民众内心,无法公共表达,在国际关系中,则通过倾全国血汗结友邦欢心,以获得承认。对于他们来说,掌权是至高无上的,什么民族国家和民生云云,都是浮云,有害于掌权,就消灭之,这是自我摧毁掌权的根基的统治方式。
   
   辛亥革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延绵几十年甚至两百年的预备,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来看,甚至可以回朔到清室是外来民族夺取天下的。当太平天国爆发时,是一次从地下上浮到地表,然后通过改革开放变法,最后抵达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理想。辛亥革命是那个历史进程的终局一战,轻轻一推,没有死多少人,就取得了胜利。
   
   这是先于专制瓦解之前的革命。维权运动之前的中国革命,当民众零星抵抗或者没能成势力的时候,总被知识分子定性为叛乱,当知识分子看到块成事的时候,就投身进来摘桃子,把自己的民粹主义套在民众头上。维权运动试图改变这一历史格局,拯救夺权成功之前的民众抵抗,知识分子为之背书,不再是叛乱,而是天赋人权之抵抗权的行使,或者知识分子自己提前参加到维权运动中来。有了维权运动,中共瓦解之前的抵抗,自然而然就是革命。这是一种长期积累珊瑚最后形成珊瑚群那样的革命。
   
   其实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空,因身处庐山之中而不知真面目灯下黑。我们目前的改革——革命批判话语高度不足,不能中的。因此需要看到一个超越知识分子主导的夺权革命范式之外的革命存在,也就是新辛亥革命作为地下河浮起出地表 。在知识分子视野觉得不可能的,往往有可能。觉得很可能的,往往不可能。因为知识分子的眼睛,注定看不到自己渴望之外的地方。
   
   这需要于一丝阴影处窥见一个隐藏的真实大世界,一个被理想目标和意识形态遮蔽的真实世界。 如何改变呢,需要从1949年后国家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及国内殖民,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准。如民宪派对汉奸不两立的历史观重建,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国内殖民或者集中营战俘作为政治历史真相的揭露,也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如改革时代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控制的,如房奴。
   
   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革命是民众为了自我保存而出现的防守反击,革命并不是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常是革命的手段。把夺权当作革命的目的,是知识分子的分赃逻辑所致。要夺权的革命很难,没有经济危机,几乎爆发不了,但不夺权的革命早已存在了。  
   
   政治事件都是在事后的历史神话中变得完美的,所以并不是没有完美或勉强符合的之前,就认为革命性力量不存在。革命已经发生很多年了,大大小小的,一年十多万起群体事件。只是知识分子要的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夺取江山的革命,没有这个之前,都会认为没有革命。:改革已死就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只是现在还没有那么激烈罢了。
   
   在文革后期,其根本性的力量,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否认,直接要求宪政,干掉毛泽东和专制,如有着底层的人民文革。后来邓小平用改革扭转了,歪曲了,转移了。就像他在89之后转移的一样,用收买转移知识分子,用市场经济转移民众。
   
   总是很多学者以体制加上其延伸部分如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人心作为是否会革命的依据,这其实是不对的。分赃怨气引发不了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一些人是摇摆动摇分子。在舆论领域中,他们不过把话语权当作自己财产的一个部分,当讨论场合众人反共成强势的时候,他们就拥共,故意唱反调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当拥共成为强势的时候,他们就反共,故意唱反调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总之是在需要拥共的时候拥共,需要反共的时候反共可以不惜人格分裂对立,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正是因为当下的革命是新辛亥革命,其革命结果必然是大陆回归于民国。正是因为民国当归为大势所趋,这场转型变革一定是新辛亥革命。就像辛亥共和的再次重复,在大陆沦陷区的再次重复。这是一种轮回的格局。
     
   为什么要采用革命话语
      
   我这几年在想,像马克思那样,以一种极端的革命思想,把改良和革命所蕴含的目的,问题和手段,全部攫取进来,统一起来,一揽子搞掂。其实进入政治,必须下赌注,有偏见,总得占一个。
   
   改良与革命的争论,就像禅宗五祖之后两大徒弟神秀“渐悟”与慧能“顿悟”的争论。“渐悟”认为宪政是没有的,是慢慢修炼而成的。而“顿悟”则认为宪政是本来已经有的,是通过长期的努力,然后一下子顿悟绽放出来的。新辛亥革命的提出,就是经过长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的演变,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以及改革与革命对立的思潮辩论,一下子最终成型跳出来的。
   
   绝大部分人被1949年秩序所塑造,致力于拓展改革共识。改革共识是不可能形成的,因为权贵是不可能是被启蒙的,民众也是不可能被启蒙的。在利益这个层面上来看,并不是和解的可能性,而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在主宰塑造改革时期,不过是“潜规则”。而革命共识是有可能形成,因为它恢复了民族国家人民主权的原初力量,恢复共同体的同一质,排除了异质,把知识分子权贵集团分裂开来,把其中的太子党五百家当作外来的敌人,这样有敌我之分,就能最大强度实现整个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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