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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写手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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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写手的经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折磨,我断然放弃了写手的生活,放弃前的那个晚上,我想了很久,直到凌晨四点多钟放得以入眠。
     这一个多星期的生活,简直是一场梦魇。书商令我在三十天之内,完成二十三个中共官员的“起底”,平均每天得写五至八千字左右,这是一般人难以承担的重荷;人物的写作,自然离不开资料的搜寻、整理和构思,这亦是一项繁重的劳作,几项加起来,我每天的坐在电脑前十五、六个小时,连洗澡的时间几乎都没有,比在工厂里做最苦的LABOR都远不如,以前在工厂里,虽然凌晨五点多钟的起床,我至少还有散步和购物的时间,还有双休日。
     写手生活之折磨,主要还不在于繁重的脑力劳作,而在于精神的摧残。因为如果它是一项兴趣盎然的工作,人决不会因劳作的繁重而心生厌烦。牛顿、爱迪生专研科技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曹雪垠创作《李自成》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却乐此不疲,就是明证。


     对于热爱自由的人来说,写手生活 之所以是精神上难以忍受的摧残,首先是因为你一般没有选题权,而是由书商,根据市场的的行情来决定你写什么,什么题材好销快销,书商就选什么题材。而商业社会中,短时间内抢手热门的出版物几乎总是那些新鲜的八卦货色,好的、不朽的作品往往要年深月久,才能显露其强大的生命力,巴赫的音乐、叔本华的哲学、阿克顿的思想...都是如此。
     所以,当了写手,你就得大量地撰写你不喜欢写的东西,于我来说,就好比强迫自己生吃死耗子,或是捏着鼻子血淋淋地吃生肉。写手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
     第二,写手写作的过程,既是一种头脑牢牢受制于人的过程,也是一种人品和性情横遭异化和扭曲的过程。由于缺乏选题的自主权、也非兴趣导向,写手的头脑,沦为一台任由书商操控的加工机器。于是这种写作既没有荣誉感,最终也毫无成就感。由于所写的人物往往都是大奸大恶之徒,这中写作,无可避免异化和扭曲写手本人的人品和性情,因为长期地描写邪恶,必然习惯于邪恶,而习惯于邪恶,等于成为邪恶的同路人。现在的中国社会之以道德这样败坏,就是因为中国民众普遍地习惯于中共当局的邪恶。天主教雷震远神父记载:“解放”前中共割据势力曾在河北强迫小学生观看砍头,刚开始时小学生被恐怖的血腥场景吓得尖叫、哀哭、扭头掩面,但看得多了,居然兴奋起来了,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租赁的性质,书商自然倾向于将你这台赚钱机器使用到极限,而不用考虑机器的养护。这种摧残心神的劳作,远比工厂苦工等肉体劳作更损害健康,健康的病态,又反过来加剧了人品和性情的病态。
     
     因此,写手写作,对于一个富于思想的人来说,犹如精神上的千刀万剐,这种生活会令你的头脑在哀嚎当中,一天天地走向枯萎,最终沦为过期“畅销书”的垃圾场。
    写手写作对创造精神的扼杀,几乎超过扼杀肉体之外的、其他任何种类的扼杀。因为人真正的家园,安在人的精神世界当中,而写手写作就是专门猎杀人的精神家园的杀手。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到:即便在从事最艰苦的体力劳作时,人仍能沉湎于自己的遐想;散步时或适度的体力劳作时,人的精神就象燕子般地飞翔;读书时,虽然思维跟着别人的足迹行进,但如果作者富于大智慧和敏感,如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帕斯捷尔纳克、叔本华、奥修...则足以引发精神的共鸣和交流,甚至激发灵感,这时候精神就象列车观光。
     而进行写手写作时,头脑就象被牢牢拴在石磨旁、且蒙着眼睛的驴。
     一个多星期来,我前所未有地没有任何灵感、对键盘厌憎到了极点。在写了四个中共高官之后,在分文没有赚取的情况下,我不能不退出写手生活,这样的稿费,不值得我用灵魂去赚取。为了做写手,我付出了放弃司机工作的代价,这是我居美以来犯下的最大错误。
     “噩梦醒来是清晨”,退出写手行列的第三天,我又做回了工人。踏着寒春稀软的积雪、沐浴着淡淡的春晖,我贪婪地深吸着林边清冷的空气,整个人有复活的感觉。
     雄心是必要的,但若付出了努力还达成不了目标,这就是天命了;中国的现状是天命(今后的变化也是天命),我们的境遇也是天命,人应当克顺天命,切不可非份地盲动,否则会得不偿失。有些时候,幸福在于内心的收敛。
   
   曾节明 写于2013年三月十九日上午于雪融纽约州
   
   
   
     
     
(2013/03/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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