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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第一“大表哥”俞正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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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朝第一“大表哥”俞正聲
   
     陜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楊達才,在陕西延安8·26特大交通事故现场插手一笑,暴露了腕上價值四萬元人民幣的國際名表歐米茄,創生了網上火爆的“表哥”形象,其實楊達才在“表哥”行伍中頂多算個下士,楊四萬元的歐米茄,比起中南海內的“戴表”們,只能算個零頭,重量級的“表哥”在中南海內,而紅朝“表哥”之最,非政治局常委俞正聲莫屬,俞正聲日常佩戴的“普通”手表——瑞士百達翡麗牌豪表(PPATEK PHILIPPE 3390)市價28.8萬歐元(相當于288萬人民幣)!
     俞正聲不愧為天下第一“大表哥”。
     俞正聲擁有大多數“表哥”不能比擬的、躋身重量級“表哥”行列的優越出身。俞正聲祖籍浙江紹興,1945年生于延安,父親俞啟威(后名黃敬)是江青的前夫、共產黨中國開國功臣,曾先后担任晋察冀区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等職務。中共建國后,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52年,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江澤民的老上級。因此,俞正聲算得上“根正苗紅”,是名副其實的“太子黨”。


     但俞正聲又非一般的太子黨可比:俞正聲與鄧家的關係非同尋常,他與鄧小平長子鄧樸方一個院子長大,從小就是摯交,長大后又是鐵桿哥們。鄧小平復出后,鄧樸方曾任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副理事長,特意邀請俞正聲入基金會做秘書長,在80年代初期鄧樸方創辦“康華”公司,再邀俞正聲出任總經理。在鄧家的關照下,俞正聲歷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市长。
     1986年俞正聲之兄,時任國安部北美情報司司長俞強聲叛逃美國事件爆出,鄧小平大怒,下令嚴查,一帆風順的俞正聲遭逢晴天霹靂,一時間萬念俱灰、如泄了氣的皮球,鄧樸方安慰他說:
     “不要灰心,你哥哥的事情雖然與你無關,但給我們黨造成的損失畢竟是太大了,所以總要等我們老爺子消消氣。再者,這事在黨內造成的影響也要有個消化的時間。”
     在鄧樸方的勸解下,鄧小平“十四大”上欲重新啟用俞正聲,原擬安排他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利用其個人關係去搞臺灣關係,但因為俞強聲案影響太壞,俞正聲在92年14大時仍然落選中央委員。直到2001年才更上一層樓。
     俞正聲與江澤民的關系也非常親密:俞正声的父亲俞启威当过一机部部长,對當時的下屬江澤民有關照之恩,1955年江澤民被派到苏联培训,是俞启威关照的结果。正因為此,1980年代初,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成为俞正声的上司后,将他提拔为电子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俞正聲為江澤民也立下過汗馬功勞。“六四”后兩年間,江澤民誤判形勢,機會主義“左”傾激怒鄧小平,總書記寶座一度搖搖欲墜,而當時掌握軍權、內心同情趙紫陽的楊尚昆雄踞一旁,更對江澤民的權力形成極大威脅,“十四大”前,江澤民急派曾慶紅出面,通過俞正聲說服了鄧樸方,再由鄧樸方向鄧小平吹風,終于說服鄧小平在“十四大”上褫奪了楊尚昆兄弟的軍權,掃除了心腹大患。
     江澤民由此非常感激俞正聲,特于1997年將他提拔至建設部長位置,以便向“諸侯”周轉,2001年起,再先后調任湖北省省長、省委書記;2003年保舉其進中央政治局;2007年“十七大”后,江澤民又特意讓俞正聲接替習近平任上海市委書記,護衛江系上海幫“獨立王國”,可見江澤民對他的信賴。
     2012年“十八大”前,俞正聲憑借結盟“太子黨”和“上海幫”的雙重優勢,出人意料地戰勝會前奪標呼聲很高的胡派熱門人選汪洋、李源潮,令一貫以挺胡為己任的法輪功尤其大跌眼鏡、氣恨難消。
     俞正聲為官,既非政工型也非經濟型更非技術型,他屬“政績型”的官,他的政治、經濟嗅覺都非常靈敏,他最拿手的是找“政績”、撈“政績”,順帶“悶聲發財”。
     早在主政青島期間,俞正聲就于泱泱基層官僚隊伍中,率先悟出撈取政績的“拆遷”捷徑:
     1989年俞正聲由煙臺市市長平調至青島市市長,哀嘆招商引資、振興企業等常規渠道的“政績”路子太難走,自己在山東混了五六年,年近不惑仍是個市局級干部,苦惱之余,突然想到拆遷圈地是條立竿見影的捷徑,“計劃經濟”幾十年下來,青島舊房子有的是,而農田又“太多”,俞正聲遂以“城市改造”、“發展旅游業”為名,找到鄧樸方相助,撈到世界開發銀行的兩億多美金貸款,迅即在青島大舉拆遷、大片圈地、大興土木,俞正聲通過工程招標、轉包、回扣等手法,個人一舉創收上百萬人民幣,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數目,俞正聲做成了當時大多數其他官員做夢都想不到、不敢想的“改革”創舉。
     為了趕時間降成本,俞正聲恨不得一夜之間把舊房主、農民趕走,讓工程馬上上馬,只是那時候建設部定下的“城市拆遷條例”規定了“拆一還一”的原則,俞正聲無奈,只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偏遠地段緊急建造大批劣質的“經濟住房”,由“拆遷辦”牽頭組織強遷隊伍,不由分說地把大批拆遷戶強行安置到“新居”,對農民的補償則更低。在俞正聲的指揮下,兩年間青島的城市面貌的確上了一大臺階,在當時舉國經濟大滑坡形勢下,成為山東的一枝獨秀,被譽為“青島速度”。由此,俞正聲的仕途很快上了一個臺階,在1992年終于躋身山東省委常委,兼任青島市委書記。
     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俞正聲緊跟形勢,進一步解放思想,打起了“黃金地段拆遷式”招商引資的主意。但青島黃金地段寸土寸金,拆遷阻力很大,怎么辦?俞正聲仰仗其“太子黨”后臺,采取“中心爆破”、“殺雞儆猴”的手法,先拆市直機關以為“表帥”,于是不顧機關干部的普遍反對,于1993年大筆一揮將市委等市直機關所在地——青島市太平路,賣給日本、香港老板建高層寫字樓和賓館,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則被遷到當時荒涼的東郊新址辦公,藉此大手筆招商引資,俞正聲通過代理人收取數百萬元傭金,充分響應了“總設計師”“膽子更大一些”的號召。
     隨著太平路的開發,原先與風景完美匹配的德國式建筑消失,太平路的古典歐陸風味被破壞。
     為官那么多年從未嘗到這種甜頭的青島老干部憤不可遏,大罵俞正聲是“漢奸賣國賊”,“把青島最好的地都賣給了外國人”,老干部還聯名把俞正聲的貪腐問題告到中南海,但都被江澤民壓下,信竟又轉回到俞正聲手里,俞正聲大怒,召開市直機關“整風”大會,大罵“某些機關干部,尤其是離退休干部,患有“紅磚綠樹綜合癥”、“因循守舊”、“思想嚴重落伍”、稱其“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言論影響了青島市經濟發展”,俞正聲強調:不破不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為了青島市的經濟發展,市直機關要帶頭服從大局,克服小團體利益觀念。”
     私下里,俞正聲還威脅告状的老干部說:你們告狀我雖然奈何不了,但抓你們子女的問題是分分鐘。嚇得老干部們大多不敢再作聲了。
     市直機關既然做了“表率”,拆遷其他黃金地段,自然就冠冕堂皇、力度更大了。俞正聲旌旗一指,青島市中山路、兰山路、胶东路等黃金路段“招商引資”一齊上馬,大舉開發,大批德式、意大利式的歷史建筑被拆除,大片德國殖民地時期留下的歐洲風貌城區被摧毀。俞正聲的大動作,使得這座歐洲風味歷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青島的前海整體風貌也被破壞。
     俞正聲的“拆遷”新政,在青島獲得全面豐收:俞正聲主政八年,青島城市建設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高樓大廈大片矗立,夜景亮麗,第一次有了跨海大橋、地鐵的現代城市標志化設施,一時間青島與當時薄熙來治下的大連,隔海輝映,成為北方城市改造的兩顆明珠。在次輪青島空前規模的“開發”中,俞正聲通過傭金、“贊助”、“基金”等方式,個人創收數千萬元。
     
     俞正聲不失時機地邀請江澤民視察青島,江澤民到后,只見青島搞得比上海還摩登還漂亮,羨艷不已,身邊的青島姑娘個個迷人,嬌俏婀娜,不由龍顏大悅,萌生重用之心,老江賞識地拍著俞正聲的肩膀說:“老弟,前途無量、前途無量呀!” 
     江澤民迅即于1997年將俞正聲調回北京,任建設部副部長、黨組書記,1998年又扶正為部長。
     俞正聲由此在青島功成身晉,邁開了躋身中南海的步伐。但
     俞正声“青島奇跡”的背后,卻是青島歷史上空前的贪污腐败和非法暴力拆遷:在北京上访的访民中,总有许多青岛市被强拆的访民,大多都是反映俞正声的,对他深恶痛绝。俞正聲主政期間,青岛產生了一時間全國聞名强拆自焚女张霞,青岛强拆野蠻強拆還被英国电视4频道曝了光,2003年大约40名来自青岛市的拆迁户,在北京中南海外面静坐抗议,胡錦濤大怒,急令公安火速“和諧”,但事件還是被法新社曝了光。
     俞正声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青島官場,2006年,俞正聲栽培的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倒臺,杜身下暴露出驚人的超級貪腐丑聞,繼而又陆续爆发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房地产腐败大案,分管城乡规划建设、国土资源房产管理的青岛副市长罗永明案,青岛市所辖平度市委书记王中、市长于显祥借旧城改造大肆侵占耕地、强拆民房、贪污受贿案,以及导致多名青岛市的区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被抓的聂磊案等。
     在俞正声主政青岛时期,罗永明历任青岛市房管局副局长、建委副主任、建委主任、市长助理等,在市政项目建设、工程承揽、土地出让等方面被查實贪污受贿上千萬,罗永明被判刑14年;俞正聲任內的青岛副市长张锐、崂山区国土资源局局长于志军、原青岛市规划局局长张志光、崂山区委书记王雁等官員皆因貪污受賄數額巨大,全部被判刑。  
   
     調任北京后,俞正聲抓住主掌建設部的時機,大樹他的拆遷式招商引資的政績,把它標作改革開放的“青島經驗”,通過國務院向全國推廣。負責建設部期間,俞正聲一手推動了国务院305号文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出臺;在“青島經驗”基礎上形成的305號文件,規定市政建設工程可以“特事特辦”,不受原先“拆一還一”的束縛,還容許先拆遷、后補償,并且放權基層對拆遷戶制定獎懲條例,因而為胡錦濤時期大規模強拆強征開了“法理”的口子。
     以拆遷晉身的俞正聲,成為“土地財政”的推手和先行者。只因江朱時代,土地土壤權尚未收歸政府土地部門壟斷,地價、房價上漲不快,基層官員“土地財政”欲望不高,暫時未形成大規模的“強拆強征”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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