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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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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习李如何履行使命?

   
   
    十八大后第一届人代会即十二届一次人代会落幕时,执政党习李体制也将基本确定。毫无疑问,习李履新之初将面临空前挑战:一、内部矛盾重重。执政党名义上的当权者客观上已无力掌控绝对权力,一个时期以来左右势力均有所抬头,左派、右派过去与现在实权派各政治势力对国民经济的渗透、掌控与垄断日益加深,权贵寡头日渐形成,各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势力之结合正成为现实。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在官僚权贵阶级日益坐大、山头林立的格局之下,不管各级表面上对习李中央的表态如何,官员们更加利益化地方各级权力加速分化、权力兑现之势愈演愈烈。执政党高层本身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具体利益上存在的分歧不可小觑。平衡左右,限制寡头,是摆在习、李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内部基本靠利益摆平维系,保持暂时相对平衡稳定,大多时间将处于各种利益诉求难以满足不平衡状态。二、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公民社会的日渐发展,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觉醒,执政党习李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将遭遇空前挑战。习李将陷入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中,民间在野力量对专制权力解构及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本身是对习李权力及整个现体制的制约,一方面由于官民矛盾要求习李当局强势收拾局面开创全新局面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社会需要放权,权力需要制约要习李对专制权力各级地方权力的制约限制,形势上需要习李对官僚权力进行压制限定,而官僚却又是最终贯彻实施其政策命令的主体执行者。民间争取法权、官僚阶级压制合法诉求的博弈此起彼伏长期持续下去。
   
    习李当政期间毫无疑问执政合法性需求日益增强。当局需要扩大其合法性、建立法统,开拓合法性资源。其主要任务是对内尽快形成制度化的权力,对外逐步妥协树立法治权威。为推进完成现代社会转型逐步移转社会权力、释放权力成为重要内容。习李的首要任务是树立法统,增加其法权的正当性,不仅在习惯法上讲信立威,而且在法的内核本身必须趋近于正义诉求而不是官僚权贵立法、既得利益代表法权。毋庸讳言,同一时期必然存在反对派为瓦解这个法统、否定这个法统并建立新法统的尝试与努力,两套法统的竞争逐渐从隐性到公开。从长期来看,最终必然是道义民心的竞争,虽然执政党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与此同时却握有足够的资源,累积形象争取有利形势对执政党生死攸关。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执政党的当权者,习李体制中尤其是习作为国家元首,国家最高权力责任主体,应当超越左右甚至超越党派各势力,以维护宪法为本分,体制内建立法权,对内只有形成制度化的权力即法权,才能维系统一避免内部的挑战与分裂,短期内不能形成制度化权力内部统一将难以为继。维护宪法权威树立法统对外也不失为一种正当的选择。
   
    而习李的反腐之路自然将走到法治上来。中国过去几千年历朝历代反腐都没有成功,过去三十几年反腐无时无刻不断强调却均乏善可陈。习李当局大概找到了制胜的武器,从表态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语、王岐山语)似乎透露了这一点。反腐要靠制度、靠法治。其实习李的前任也并非没有宣称过强调过法治。问题是如果真要实行法治,大家都知道法的精神是权力制衡,当我们面对一个官僚权贵阶级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全面掌控的社会,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权力的制衡。法的精神是权力制衡,如果顺着这一逻辑发展下去就必得实行宪政民主才能最终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法治不足以徒存,宪政民主却是法治之基。有人讲,新加坡模式不就是无民主有法治吗?不是也很好吗?殊不知这完全是一个误会。所谓新加坡无民主有法治,其实并未让新加坡及新加坡人民实现其真正的尊严与价值。真实情况是,新加坡只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新加坡李氏集团本身就是西方扶持的一个政权。由于新加坡其所处地理位置(马六甲海峡是当今世界最繁忙的航道枢纽之一)以及其所处的亚太地区特殊的政治地位,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是大国争相拉拢合作的对象。其天然的港口运输以及在大国博弈间形成的金融服务业足以使其人均财富领先。而新加坡的所谓法治也不过是其国际化程度较高、精英阶层的国际化教育背景以及各国势力、金融资本相互制衡的结果,与其底层人民的尊严与自由丝毫不相干。纵观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在没有宪政民主的情形下能够实现真正的法治。法治的内在要求,任何个人和任何势力都必须服膺在法统之下就必然要追溯到宪政上去。
   
    宪政民主的共识越来越明显。专制政体实行宪政民主转型众所周知的两个路径:一是戈氏、蒋经国式;一是执政党党内民主逐步由内及外(虽然反对派未必认同)。以执政党党内民主化应对合法性危机,应当说三十几年来鲜有建树。而党内民主必得全盘谋划,一开始就要着手布局。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开明力量应当意识到,在关键是如何实现宪政民主这一问题上,需要共识也完全可以达成共识,就是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政治家的行止不仅在当下更在长远。现代社会里,一个非凡的政治家其成功与否,有时主要不是看他如何获取权力、掌握权力、保持权力,更要看他如何放下权力、释放权力、移转权力。为名利所绑架、所困者不可能担当政治家的使命,这一教训是十分沉重的。
   
    建立和巩固一套法统,这套法统必然蕴含分配正义、人权至上及人民平等价值。建立和维护这一法统必须具有道德正当性。对于建立法统实行法治需要更多的恒心和耐心,需要忍耐和担当,无论对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公民社会日渐形成、公民的诉求将进一步活跃、强烈,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未来几年内不发生事情,5年后,人大代表选举、政权合法性将遭遇空前的挑战。掌权与放权的矛盾日益突出,现代社会需要分权,威权政体在转型的潮流面前必然要面对这一矛盾。一个当代中国政治家,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之内,他的不凡与成就就是要看他如何释放权力,放权的艺术正在考验政治家的智慧。从无所不能的大权独揽者到放下权力、分享权力走向妥协,与民间良性互动,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掌握好节奏是体制内政治家的艺术。这是体制内改革派负责的政治家的本分和使命,至于说进一步的变革还要取决于民间的政治家、政治智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熟度,使得整个社会迈向和平民主的道路,逐步实现和平民主目标走向一个理性的、不断妥协的甚至是可预期的良性轨道。
   
    机遇与挑战并存。历史的机遇 、历史的责任正在习李这一代人身上。习李这一届执政党领导人存在着是被官僚权贵阶级所利用还是为人民所利用的历史选择。累积道义力量,不做恶,就可进可退。不以强力取之,顺应道义取向,走和平民主的道路,避免中国走向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习李需要整合体制内的有识之士,联合广大底层人民、平民阶层和中产者,抑制官僚权贵、寡头豪强。把权力的矛头对准官僚权贵阶级既得利益集团这一对象、这一主要矛盾,短期来看民心民意对习李较有利,但时间和空间却并非无限。
   
    民间变革力量需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权贵共和的政治格局,以充分把握和利用这一形势有力推进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只要朝野上下抱定这个信念仁者无忧,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抵制作恶,相信自己、彼此互信,更加坚定和平民主的道路,就一定能够告别专制暴力、奴役压迫的历史循环开启崭新的前途!
(2013/03/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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