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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政治的雜思

   

作者:灰記客

   
    三月 24, 2013
   


   
   宗教與政治的雜思

   
   
   在香港一佛教書局發現這本「奇書」。《雪域境外流浪記》是美國作家John F. Avedon撰寫,大陸學者尹建新翻譯成中文,「西藏人民出版社於1988年3月在西藏拉薩公開出版發行。此書在拉薩發行之後,立即被搶購一空。一時間,書中的內容成為拉薩大街小巷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據了解,在拉薩的西藏大學,幾乎所有學生都讀過這本書。許多學生說,他們從這本書中,不僅了解西藏難民的流亡生活,而且對藏民族的現代史有了新的了解。
   
   然而,此書公開發行不久,忽然又被當局強令停止發行,並通知收回已售出的版本。當局在一份停止發行和收回已出售版本的緊急通知中說,此書的公開發行是由於「工作中的失誤」造成的。不過,這項緊急通知發出不久,就有幾本流失到『雪域以外』了。……」(此書再版前言)。
   
   而台灣版的出版人鄭振煌在「台灣版前言」寫道︰「……身為佛教徒,我們比較關心宗教的層面。但一如其他人類活動,宗教也受到政治相當程度的影響。探討西藏佛教的源起、演進與內涵,除了要研究它的人文與地理背景以外,更必須認識它的政治脈動,尤其是作為西藏政教領袖的達賴喇嘛。……」灰記不假思索,馬上買下這出版了二十二年的書,看著看著,又想起宗教與政治的難捨難棄。
   
   人是宗教動物,也是政治動物?灰記沒有宗教信仰,但也不是像一些「馬列主義」者/共產黨人般把宗教看成「精神的鴉片」,否定「精神的存在」。事實上,七、八十年代在拉美「盛行」的「解放神學」,一些神職人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則,為基層窮人請命,甚至拿起槍桿子與獨裁政權抗爭,是現代宗教與政治「配合」的一個例子。
   
   這些神職人員可能看到他們的宗教與「馬克思主義」一些共通的地方,例如關懷弱小、公平公義的原則,甚至不惜為此付出生命。好像最近當選教宗方濟,來自阿根廷的樞機主教貝戈格里奧,被批評在七十年代阿根廷右翼獨裁年代,沒有出面保護一些被獨裁政權迫害的神職人員,為公義發聲,甚至見死不救。不過,他的妹妹為兄長辯護說,他在背後做了很多工作,面對獨裁政權,有些事愛莫能助。此事亦反映宗教之不能逃避政治,或政治之不能擺脫宗教。
   
   甚而有不少神父批評梵蒂岡腐敗,不同派系為利益而爭鬥不已,期望新教宗方濟,以其樸素的作風,關懷弱小的情懷,改革一下這個古老的institution。這也可算是「宗教的政治」吧!此外,令灰記感興趣是梵蒂岡選出新教宗後,中國發表聲明,除了祝賀當選的新教宗,也同時要求梵蒂岡不要干涉中國內政,再次證實宗教與政治的關係。
   
   不過,當西方社會揭力把以往政教合一的體制,改變成政教分離,即宗教的歸宗教,政治歸政治的現代社會模式。「馬列主義」政權卻把宗教看成威脅政權的洪水猛獸,監管及打壓獨立於政權的宗教活動不在話下,但如此一來,反而賦予宗教新的生命力。以前東歐「共產」國家波蘭為例,當地工人於七、八十年代組成獨立的團結工會,抗衡國家機器,波蘭軍政府鎮壓工會活動,但當地傳統天主教會為工會分子和人民,提供「避難所」和精神慰藉。特別1978年,波蘭樞機主教華迪卡成為教宗保祿二世,更為波蘭人對抗「共產」軍事政權打下宗教的強心針。最終宗教「戰勝」政治,不受歡迎的「共產」軍事政權最終要讓路給民選政府,政治再歸政治,宗教再歸宗教。
   
   中國共產黨做得比東歐「共產」政權更徹底,就是中式「政教合一」,由中共透過「愛國教會」操控宗教事務。無論佛教組織,基督徒組織「三自愛國教會」,以至「天主教愛國會」都受中共統戰部「領導」,而這些組織的高層根本就是中共幹部甚至共產黨員。當然這些效忠政權多於宗教的所謂神職人員,與一度信仰「解放神學」,對抗本國右翼獨裁政權的拉美神職人員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多為了「升官發財」,為了狹隘的國家政權利益,毫無普世宗教理想與情操,後者本可躲在教堂逃避醜惡的政治現實,卻為了普世人類的理想而走上街頭,甚至送命。
   
   無論如何,中國政府要求梵蒂岡不要干涉中國內部事務,正如中國的憲法一樣,都是極具誤導性的。中國憲法訂明,中國人民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既然人民有信仰自由,為何要有一個聽命於中共統戰部的「天主教愛國會」?傳統天主教和世界很多古老宗教和文明一樣,發展至今天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不足為奇,你可以批評它保守,甚至批評它腐敗,但梵蒂岡是全球天主教徒的「天然」領導機構,是不爭事實,沒有梵蒂岡就沒有天主教。再說,要改革天主教,要改革梵蒂岡(新教宗方濟也呼籲改革梵蒂岡),是天主教徒的份內事,不容世俗政權干預。如果把中國天主教徒及神職人員自願「效忠」梵蒂岡,說成梵蒂岡干預中國內地事務,是極其荒謬的事。
   
   更荒謬之處是中共硬要包辦宗教,強加天主教徒以至基督教徒「愛國」之名,迫令中國天主教徒和神職人員聽命中共而非梵蒂岡。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真是令人嘆為觀止。無他,現今世界,絕少宗教可以強迫人信仰它,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願者上釣」。事實上,由於現代社會日益世俗化,梵蒂岡也憂慮到天主教徒日益減少。但天主教領導們能做的,只有繼續改革自己的宗教,期望挽回天主教徒的信心。本來,這個「無神論」趨勢對中共而言是好事,但中共對此仍不放心,無他,原來由於中共的統治意識型態失效,越來越多中國人尋求宗教的忍藉,這在習慣了獨裁尊制的中共眼中是危險的訊號,加強對宗教的操控也變成維穩的操作之一了。
   
   但中共始終不明白,信仰不能強迫,信天主教的人,心一定在基督聖經,一定在梵蒂岡,不會在「天主教愛國會」,特別現今網絡資訊發達,不能禁絕,中共不可能完全封鎖梵蒂岡,而把中國天主教徒「洗腦」成以為天主教由「天主教愛國會」創立。中共這樣做,只會令有堅定信仰的天主教徒更對政權「離心離德」,更走向地下。
   
   所以中共越是要求中式「政教合一」,真正而不是為了吃官方宗教飯的教徒和神職人員,只會對政權會越來越疏離,甚至反感政權。歷史的殉道故事不絕,如果宗教/政治壓迫持繼續,往後殉道的故事也不會停止。
   
   回到那本《雪域境外流亡記》。這本講述西藏被中國侵佔後,西藏的變化,以至西藏人反抗與流亡的「奇書」,當中西藏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佔有重要的篇幅。書本從同情西藏人的角度出發,但也沒有忌諱西藏的「落後」,十四達賴喇嘛未親攻時,舊政府高層僧侶的權力鬥爭所引發的內鬥,以至拉薩的西藏政權不信任康巴人,不能團結不同地區的藏人,令部分藏人投向中共等。正天主教文明,古老的西藏佛教政教文明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要改革都是西藏人的事,而不是外來殖民者的事。灰記之所說這是一本奇書,是因為這本講述西藏人在異族統治下的苦難的書,竟然短暫時間可以在西藏出版發行。八八年這書「曇花一現」,西藏人起來抗議中共的統治,特別對宗教的迫害。八九年初被調統治西藏的胡錦濤「大開殺戒」,血腥鎮壓藏人的抗議,被「六四」事件早一些。
   
   中共企圖把這個原來政教合一,宗教和宗教領袖在人民心中有特殊地位的國家,「改造」成政治指揮一切,僧侶也要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自治區」。但經過五十多年,反而年輕一代,受漢化教育的一代「離心」更重。08年3月10日因為中共鎮壓寺院僧人紀念59年3月10日的起義,引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在中共的宣傳機器下,只有西藏人對漢人的暴力行為)。由09年開始,以年輕為主的自焚潮開始,02年後尤為激烈,至今過百人自焚,在在說明中共以政治壓宗教的惡果。
   
   八十年代,中共在胡耀邦做當家時,西藏曾出現較寛鬆局面,但在中共強硬者眼中,胡耀邦的寛鬆政策造成西藏宗教熱的回潮。《雪域境外流亡記》的作者在「再版前言」說,「至於為何這本中譯本原來只準備『內部發行,供高級幹部、有關研究人員參考』(見編後),出版後卻在拉薩公開發行、出售,隨後又停止發行,強令收回已售出版本,其內幕我們無從知道。不過,這些令人眼花撩亂、不可捉摸的變化,不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當局在西藏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困境嗎?」
   
   
   中共的這個「困境」,受直接影響的還是那些受統治的藏人。如果說自焚者的心聲有一定的代表性,西藏人目前最關注的是沒有宗教自由,僧侶受迫害,他們的尊者達賴喇嘛不能回到西藏。但在以政治壓宗教,充滿控制欲的中共專制者心中,無論是真正的宗教自由還是真正的自治,都是「失控」的情況,關心香港真正自治的人應該領略得到。這與其說是中共的困境,倒不如說是人民的悲哀。不過超過一百名西藏人,以「宗教殉道」的方式,作出了勇敢而痛苦的「示範」,為了西藏的自由不惜犧牲,這些主要來自境內的抗議行動,觸動越來越多西藏人,也令世俗的香港,少有宗教問題但自治前景堪輿的香港,越來越多人關注西藏今天的政治和宗教「困局」。
(2013/03/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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